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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冬天,他在局里走廊上碰到孙德明。孙德明那时候还在行政科,负责后勤。霍正国叫住他问了一句「老孙,1994年东岸路那边的事你还记得什么」。孙德明站住了,想了想说「记得你问过。我没什么能帮上的」。他说话的时候手插在裤兜里,肩膀微微缩着,像是怕冷。霍正国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走了。很多年后他在审讯室里看到孙德明把袖子推上去露出那道疤的时候,才想起来1998年冬天那个细节——孙德明的手插在兜里,肩膀缩着。他可能不是在怕冷。他在遮那道疤。
1999年秋天,第三名受害者出现。霍正国把卷宗合上放在桌面上,靠在椅背上坐了很久。他那时候已经五十五岁了,在刑警队干了二十多年。他把三个受害者的照片并排放在桌面上看了一遍——李秀兰、赵小云、还有一个没有名字的女人。三个人都年轻,都在雨夜失踪,都在清河区那片地方。他拿起笔在卷宗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我老了,但希望有人能替我看到真相。”写完他把笔放下,把卷宗合上放在抽屉里。那天晚上他回到家,霍严正坐在客厅里写作业。他走过去看了一眼,霍严在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他站在后面看了一会儿,霍严写的是「我爸爸是警察,他抓坏人」。霍正国没有说什么,走进厨房倒了一杯水喝了。霍严在后面喊了一声「爸,你帮我看看这个字写得对不对」。他走回去看了一眼,说「对」,然后走进了书房。
2005年退休那天他把雨夜案的卷宗带回了家,放在书房书架最顶层。他在家待了一整天,把阳台上那几盆花浇了一遍,又把客厅的灯管换了一根。晚上霍严放学回来的时候他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霍严走进自己房间关上门,坐在书桌前翻开作业本。他写了几道题之后停了一下,从书包里掏初一个旧笔记本——那本笔记本是他从他爸书房里拿的,封面什么都没写,里面是手抄的雨夜案记录。他翻到最后一页,看到了那行字:“我老了,但希望有人能替我看到真相。”他看了一会儿,把笔记本合上放回书包里。
2014年冬天,霍正国坐在省城家里的阳台上晒太阳。他妻子从屋里端了一杯茶出来放在他手边,说「你儿子打电话来了」。霍正国把茶端起来喝了一口,问「他说什么了」。他妻子说「他说案子破了」。霍正国的手指在杯壁上停了一下,然后问「哪个案子」。他妻子说「就是他一直查的那个。雨夜案」。霍正国把茶杯放下来,坐在椅子上没有动。他妻子看了他一眼,说「你不问问他抓到谁了」。霍正国摇了摇头:“他会跟我说的。等他回来。”
霍严是春节前回省城看他的。那天晚上父子俩坐在阳台上,霍正国抽了一根烟,霍严没抽。霍正国问了一句「是行政科的人」。霍严说「孙德明。周德明替他在外面办事」。霍正国把烟灰弹在烟灰缸里,说了一句「我当年问过他两次话。他站在我面前,把袖子放得好好的」。他把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没有再说什么。第二天早上霍严走的时候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说了一句「你比我强」。霍严说「案子是你画的草图」。霍正国摆了摆手,转身走回屋里去了。
那天晚上霍正国一个人坐在书房里,从书架最顶层把那个纸箱拿下来,翻开雨夜案的卷宗。卷宗最后一页那行字还在:“我老了,但希望有人能替我看到真相。”他拿起笔在那行字下面添了一行:“2014年12月。霍严,沈墨。案子破了。孙德明。”然后他把笔放下,合上卷宗,把纸箱放回书架上。窗外省城的夜色很安静,远处有几盏路灯亮着,光落在阳台栏杆上。他站了一会儿,然后关了灯,走进卧室。他妻子已经躺下了,问他「你儿子那边都好了」。他说「都好了」。他躺下来,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
【番外·霍正国完结】
第142章番外·方媛
方媛在桐花路派出所干了两年片警。那两年她每天做的事差不多——早上八点到所里开会,然后下辖区走街串户,查消防、登记流动人口、调解邻里纠纷。有时候一天走下来脚底板疼得不敢沾地,但第二天照样出门。辖区里的大爷大妈都认识她,见她过来就喊「小方,吃了没」。她记性好,谁家住了几口人、谁家孩子在上学、谁家老人腿脚不好,她心里都有一本账。所长开会的时候说过一次「方媛那个片区,发案率全所最低」。她坐在底下没吭声,但心里挺高兴。
2012年秋天,她第一次听说重案二队的霍严。那时候桐花区发生了一起入室抢切案,嫌疑人跑了三天没抓到。霍严带队来派出所调监控,方媛正好在值班室整理档案。她看到霍严站在监控屏幕前面跟派出所的人说话,个子很高,肩膀很宽,表情不太好看。她没过去搭话,继续低头翻档案。后来案子破了,霍严带人把嫌疑人从清河区一个出租屋里揪出来的。派出所的人说「霍队那个脑子,看监控能看出别人看不出来的东西」。方媛听着,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真正让霍严注意到她的是一次普通的走访。2012年10月,桐花区老街一个独居老人报了三次警,说「有人往我家门口倒垃圾」。派出所派方媛去处理。她去了三趟,第一趟没找到人,第二趟调了巷口的监控发现是隔壁楼一个男的嫌老人门口太乱影响他停车,故意倒的。方媛找到那个男的谈了一次,男的嘴上说「知道了」,但没两天又倒了。第三趟方媛没有直接去找那个男的,先去了他家里跟他老婆聊了一上午,从他老婆那里了解到那个男的最近因为工作的事心情不好,脾气大。方媛又去找了老人,问他愿不愿意把门口的杂物清一清,老人说「我腿不好,搬不动」。方媛帮他把杂物清了,然后带着那个男的去看了一眼干净了的门口,说了一句「叔,以后这儿干净了,你停车也方便」。那个男的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没说话,后来再没倒过垃圾。
这件事本来结束了。但那个老人后来给派出所写了一封表扬信,信寄到了分局。霍严在分局开会的时候看到了那封信,问了一句「方媛是谁」。底下人说「桐花路派出所的片警」。霍严说「回头让她来重案队试试」。
方媛接到调令的时候是2012年11月初。所长把她叫到办公室,说「分局重案二队要人,点名要你」。方媛愣了一下:“重案队?我去干什么?”所长说“霍队说你「会跟人聊天」”。方媛站在所长办公室里想了一会儿,然后问了一句「什么时候报到」。所长说「下周一」。
报到那天是2012年11月12号,星期一。方媛穿了件深蓝色警用夹克,头发扎得利利索索,早上七点半就到了分局门口。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深呼吸了两次,然后推门进去。上到二楼,左拐,走廊尽头那扇门上贴着「重案二队」的牌子。她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声音:“进。”
霍严坐在靠窗的工位上,面前摊着一份卷宗。他抬头看了她一眼,没有站起来,只是朝对面那张空桌子抬了抬下巴:“你的位置。桌上有份卷宗,先看一遍。十点开会。”方媛走过去坐下来,翻开卷宗——是一起盗且案的材料,现场照片、笔录、监控截图。她看了几页,抬头看了一眼对面——霍严已经低头继续看自己的东西了。办公室里还有另一个人,郑铁,坐在角落的工位上擦装备。他朝方媛点了一下头,没说话。方媛也点了一下头。
十点开会的时候办公室里多了两个人——陈渡和林知衍。陈渡穿着白大褂,手里拿着一份尸检报告,进门之后往桌上一放,说了一句「报告在桌上,自己看」。林知衍抱着笔记本电脑坐在角落里,戴着耳机,谁也没看。霍严站在白板前面说了几句案子的事,然后指了指方媛:“新来的,方媛。以前桐花路派出所的。以后外勤走访归她。”方媛站起来点了一下头。陈渡看了她一眼,说了句「行」。林知衍没抬头,但方媛注意到他耳朵动了一下。
头一个月方媛不太适应。重案队的节奏比派出所快得多,案子一来就要往外跑,有时候半夜接到电话也得爬起来。她跟霍严出过几次现场,发现他走路特别快,步子大,她得小跑才跟得上。有一次去清河区一个案发现场,霍严走在前面,她跟在后面,走着走着霍严忽然停了一下,回头看了她一眼:“你鞋带散了。”方媛低头看了一眼,蹲下来系好。站起来的时候霍严已经走远了,但步子比之前慢了一点。
2013年春天,方媛第一次跟沈墨搭档出现场。沈墨刚来不到一个月,瘦瘦小小的,背着个书包站在门口像走错了地方。方媛记得那天霍严让她带沈墨去走访一个目击者,她骑电动车载着沈墨穿过桐花区老街,沈墨坐在后座上抓着车尾的扶手,一路没怎么说话。到了地方她停好车回头看了他一眼:“你紧张?”沈墨说「没有」。方媛说「那你手抖什么」。沈墨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说了一句「习惯了」。方媛笑了一声,带着他走进了巷子。那天走访完了之后沈墨在回来的路上主动开口了,问了一句「方姐,你以前在派出所是不是也天天走路」。方媛说「天天走,一天走两万步」。沈墨说「那比画画累」。方媛说「你画画不累?」沈墨想了一下,说「也累。但不一样」。方媛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嘴角弯了一下。
后来案子越来越多,六个人凑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方媛慢慢发现霍严虽然话不多,但每次她加班的时候他都会在桌上放一瓶水。郑铁会默默把她电动车后座上的灰擦干净。陈渡嘴上说「你们这些外勤就是麻烦」。但每次她从现场回来他都会把空调温度调高一点。林知衍从来不跟她说话,但有一次她电脑崩了,林知衍从后面走过来看了一眼,敲了几下键盘,修好了,然后走回去继续敲自己的。沈墨跟她最亲,叫她「方姐」,有时候画完画会拿过来问她「方姐你看像不像」。方媛每次都认真看,然后说「像」或者「不像」。说「不像」的时候沈墨会回去重画。
2014年冬天,第22案结案之后的第二天,方媛坐在办公室里整理卷宗。霍严进来的时候她正蹲在地上码盒子。霍严走过她旁边的时候停了一步,说了一句「这两年辛苦了」。方媛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说「霍队你今天怎么这么客气」。霍严没接话,走回自己的工位坐下来了。方媛把盒子码好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她走到窗边看了一眼外面——冬天的阳光照在建设路的老街面上,梧桐树光秃秃的。但墙角有一棵不知道名字的树冒出了几颗绿芽。她站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工位上坐下来,翻开笔记本开始写明天的工作计划。对面霍严低头翻着卷宗。沈墨坐在角落里画画。郑铁在擦装备。林知衍在敲键盘。陈渡不在,但桌上放着他忘带走的保温杯。方媛看着这个场景,低头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今天没什么事。大家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