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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体仁下台，最受益的人，应该是杨嗣昌。我查了一下，他崇祯十年（1637）三月当兵部尚书，温体仁是六月走人的，按照温先生的脾气，像杨嗣昌这种牛人，不踩下去，是不大可能的。
温体仁走了，杨嗣昌来了，不久之后，他就将进入内阁，实践自己天才的计划。
按照杨嗣昌的计划，要实现十面张网，现在的人是不够的，必须再增兵十二万。
要增兵，就得给钱，按杨嗣昌的算法，必须增加饷银二百八十万两以上。
这个计划极为冒险，因为这笔钱杨嗣昌是不出的，崇祯也是不出的，唯一的来源，只能是找老百姓要，具体说来，就是加租。
比如原先你一年交一百多斤粮食，全家还能丰衣足食，张献忠、李自成打过来的时候，你可能会出门看热闹，然后回家吃饭。然后官府告诉你，加租，每年交两百斤，结果全家只能吃糠，再打过来的时候，你就会出门，帮李自成叫声好，让他们往死里打，帮你出口气。
再后来，官府告诉你，再加租，每年交四百斤，结果全家连糠都没法吃，不用人家打上门，你就会打好包袱，出门去找闯王同志。
为了搞定西北民变，崇祯已经加过几次租了，如果再加，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很多大臣坚决反对。
但是崇祯仍旧同意了，因为他相信，杨嗣昌的计划，能够挽救危局。
最后，杨嗣昌说，要实现这个计划，我必须用一个人。
崇祯同意了。
杨嗣昌推举的这个人，叫熊文灿。
熊文灿，贵州永宁卫（今四川叙永）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布政使、两广总督。
杨嗣昌之所以推举熊文灿，只是因为一个误会。
不久前，两广总督的熊文灿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崇祯的一名亲信太监来到广东探访，干啥不知道。虽说来意不明，但对这种特派员之类的人物，熊总督心里是有数的，专程请过来吃饭。
既然是吃饭，就要喝酒，吃饱喝足，再送点儿礼，这位太监也很上道，非常高兴，一来二去，也就熟了。
既然是熟人，也就好说话了，双方无话不谈，从国内形势到国际风云，什么都说，但只有一件事，熊总督始终没有套出来。
你到底来干什么的？
几天后，这位太监要走，熊总督决定再请他吃顿饭，最后套口风。
这顿饭吃得很满意，双方临别，喝得也多，喝着喝着，就开始说起民变的事。
熊总督估计是喝多了，外加豪气干云，当时拍着桌子大喝一声：
“诸臣误国，如果我去，怎么会让他们闹到如此地步（令鼠辈至是哉）！”
他万没想到，有个人比他还激动。
太监立即站了起来，他流露出多年卧底终于找到同志的表情，热烈地握住了熊总督的手，说出了熊总督套了很多天，都没有套出来的话：
“我到这里来，就是来考察你的！回去我就禀报皇上，让你去平乱，除了你，谁还能扫清流贼（非公不足办此贼）！”
酒醒了！
熊总督到底是多年的老官僚，听到这话，当时酒就醒了，脑筋急速运转后，凭借二十余年的功底，立即提出了五难、四不可。
所谓五难、四不可，大致就是九个条件，也就是说，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熊总督才能勉为其难地上任。
大致说来，这就是一篇公文，就算让专职秘书写，也得写个一天两天，熊总督转眼就能完工，实在用心良苦。
然而，太监也并非凡人，只用一句话，就打碎了熊总督的如意算盘：
“你放心，这些我回去都会禀报皇帝，但如果皇帝都答应，你就别推辞了。”
就这样，熊总督的一片报国之心穿越上千里路，来到了京城。
崇祯知道了，杨嗣昌也知道了，在那遥远的南方，有一个叫熊文灿的忠义之士，愿意为国付出一切。
当然了，熊总督的那些条件，自然不在话下，关键时刻，有人肯上，就难能可贵了，怎么能够吝惜条件呢？
所以在这关键时刻，杨嗣昌提出了熊文灿，而崇祯也欣然同意了。他们都相信，他能圆满实现这个天才的计划。
于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熊总督接到了调令，他即将前往中原，接替无能的前任王家桢。
熊文灿原先的辖区，是广东、广西两个省，而他现在的辖区，包括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按说，他应该很高兴，高兴得一头撞死。
两广总督，虽说管的都是不发达地区，盗贼也多，但好歹图个平安，也没人来闹。现在这五个省，动辄就是几十万人武装大游行，且都是巨寇、猛寇，没准儿哪天就被抓走，实在比较刺激。
但既然来了，再跟皇帝说，其实我是忽悠您的，那天是喝多了，估计也不行，想来想去，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后世有很多人，对熊先生相当不屑，说他没有能力，没有气魄。但在我看来，熊总督并没有那么不堪，他自幼读书，当过地方官，也到过京城，还出过海（出使琉球），见过大世面，总体而言，他只有两样东西不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
虽说熊文灿能力比较差，比较怕事，比较没有打过仗，但他能够升到两广总督，竟然是靠一项军功。
这项军功的具体内容是，他搞定了一个许多人都无法搞定的人，此人的名字，叫郑芝龙。
郑芝龙，是福建一带的著名海盗，有个著名的儿子——郑成功。
熊总督招降郑芝龙后，又用郑芝龙干掉了其他海盗，成功搞定福建沿海，最终搞定自己，获得提升。
但熊总督长年以来的表现有目共睹，骗得了上级，骗不了群众，所以他去上任的时候，许多人都认定，熊总督是壮官一去不复返了。
崇祯十年（1637）十月，熊文灿正式来到湖广上任，迎接他的，是下属左良玉。
刚开始的时候，左良玉对熊总督还比较客气（没摸清底细）。过了几天，发现熊总督黔“熊”技穷，除了天天开会，啥本事都没有，索性就消失了。没办法，像熊总督这种熊人，左总兵是看不上的。
熊总督也急了，他本不想来，来了，将领又不听使唤，自己手下的兵力，加起来还不到一万人，又要完成业绩，无奈之下，只好使出老招数——招抚。
当时在他的辖区里，最大的两股民军，分别是张献忠和刘国能。其中张献忠有九万人，刘国能有五万。
熊文灿决定招抚这两个人。
虽然在朝廷混得还行，但论江湖经验，跟张献忠、刘国能比，熊总督还是很傻、很天真。他不知道这二位的投降史，也不了解黑道的规矩，更何况，他的兵还不到人家的十分之一，要想招降，是很困难的。
但熊总督最头疼的问题，还不是上面这些，他首先要解决的，是另一个问题——发通知。
因为张献忠和刘国能从事特殊行业，平时也没住在村里，以熊总督的情报系统，要找到这两个人，似乎很难。情急之下，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熊总督派了几百个人，以今日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决心，在村头乡尾四处贴告示，以告知朝廷招安之诚意。
对此，左良玉嗤之以鼻，连杨嗣昌听说后，也只能苦笑。
总之，在当时，熊总督在大家的眼里，大约是个笑话，笑完了，就该滚蛋了。
然而这个笑话，却以一种无人可以预料的方式，继续了下去。
过了不久，熊总督就得到消息，民军的同志们找来了。
先找上门的是张献忠，他表示，自己虽然兵强马壮，但是很想投降，很想为国效力，但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所以需要准备几天。
这是鬼话。
类似这种话，张献忠说的次数，估计他自己都数不清，这也是张头领看熊总督是生人，专程忽悠一把，要换了洪承畴、卢象昇等一干熟人，拉出去就剁了。
但张献忠派人上门，除了逗人玩，还有客观原因。
自打崇祯九年围剿风暴以来，经济形势是一天不如一天，高迎祥垮台了，众多头领环境都不好，随时可能破产裁员，包括李自成在内。
高迎祥死后，孙传庭就放出了话，只要搞定了李自成，他就退休回家。
李自成在陕北对付洪承畴，已经很吃力了，又来了这么个冤家，两下夹攻，连吃败仗，没办法，陕西没法待了，只好掉头进了四川。
偏偏年景太差，又赶上杨嗣昌开始搞十面埋伏工程，只能接着往前跑，前有追兵，后有堵截，实在没办法，只能以掩耳盗铃之势窝在原地，动弹不得。
环境如此，张献忠混得也差，留个后路是必要的，所以找到了熊总督，当然，投降是不会的，先谈条件，过几年实在不行了，再投降。
但他万没想到，过几天，他就会乖乖投降。
因为几天后，一个消息传来，刘国能投降了。
刘国能，外号闯塌天，在当时的诸位头领中，他大概能排到前五名，是个相当棘手的人物。
他得知熊总督招降的消息后，也找上门来，表示自己虽兵强马壮，但是很想投降，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需要准备几天。
其实刘国能同志的台词，跟张献忠的差不多，不同之处在于，他准备了几天，就真的投降了。
崇祯十年（1637）十一月，刘国能率五六万大军，向仅有一万人的熊文灿投降，服从改编。
招安
小时候，我读《水浒传》，曾经相当厌恶宋江，觉得他替天行道，开始造反，很是英雄，最后却又接受招安，去征讨方腊，很是狗熊。同样的一个人，怎么前后差别那么大呢？
后来我才明白，造反的宋江，和招安的宋江，始终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要造反？
造反，就是为了招安。
当年的宋江，原本是给政府干活，而且还有职务。根据《水浒传》的说法，日子过得很不错，除了拿工资，还勾结黑社会（如晁盖等人），吃点儿外快，还经常结交江湖兄弟，给钱从不小气（你当“及时雨”的名号是白给的）。只是一时手快，在被检举之前，干掉了自己的小妾，所以才被迫流落造反。
刘国能的情况比较类似。跟张献忠不一样，他原本是读过书的，据说还有个秀才的功名，但后来不知一时冲动，还是懵懂无知，竟然造了反。好在运气不错，这么多年没被干掉，还混得不错。
但造反这活，混得不错是不够的，毕竟工作不太稳定，危险性大，刘国能又是个比较孝顺的人，希望在家孝敬父母，所以趁此机会，准备投降，换个工作。
刘国能这一投降，就把张献忠吓蒙了：投降，还有抢生意的？
眼看问题严重，他立即派出使者，去找熊文灿，表示近期就投降了。
但是熊总督也硬气了，没有盛情挽留，反而表示，关于投降的问题，还要研究研究，才确定是否接受。
原本投降是供不应求，现在成了供大于求，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麻烦了。
但张献忠不愧是在衙门里混过的，非常机灵，立刻转变思路，决定，送礼。
而且张献忠明智地意识到，熊总督的道行很深（两广总督是个肥差），单是送钱估计没戏，所以他专程找了几件古董玉器（反正是抢来的），派人送了过去，只求一件事，让我投降。
捞钱之余还有政绩，如此好事，对熊总督而言，不干就不是人。他马上接受了投降，并且命令张献忠等人就地安置。
张献忠投降的时候，手下有七八万人，而他的驻地，在谷城（今湖北谷城）。
消息传来，崇祯极为高兴，认定熊总督是旷世奇才，大加赞赏。
杨嗣昌也很高兴，高兴之余，他提出了一个想法。
客观地讲，这是个比较阴险的想法，以至于后来很多人认为，如果照这个想法办了，天下就消停了。
这个想法的具体内容，是让张献忠在投降之前，办一件事——打李自成。
这就好比黑帮团伙，每逢拉人入伙的时候，都要让新人干点儿缺德事，比如砍人放火之类，专用术语，叫沾点儿血，今后才好一起干。
但崇祯同志实在很讲道义，他表示人家刚来投降，就让人干这种事，似乎有点儿过分，所以也就这么算了。
对崇祯的信任，谷城的张献忠先生如果毫无感动，那也是很正常的。作为投降专业户，他所要考虑的，是什么时候再造反，以及造反之后，什么时候再投降。
实际情况，似乎也是如此，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张献忠同志已经难能可贵地投降了十个月，很明显，他也不打算打破自己以往的投降纪录，开始私下联系，蠢蠢欲动。而以熊总督的觉悟，估计只有张先生的砍刀砍到他的枕头上，才能反应过来。
然而，就在以往场景即将重播之际，一个消息，彻底地打乱了张献忠的计划。
三个月前，陕西的李自成待不下去，跑到了四川。刚到四川时，李自成过得还可以，后来洪承畴调集重兵围剿，他就退往山区，双方僵持不下，李自成瞅了个空，又跑回了陕西。
以往每次李自成跑路的时候，洪承畴都礼送出境，送出去就行，确保他别回来，并不多送，但这次李自成发现，洪承畴开始讲礼貌了。
从四川出来的时候，屁股后面跟着一群能人，比如关宁军的主要将领祖大弼、左光先以及曹文诏的侄子曹变蛟等。
而且这帮人很有诚意，一直跟在后面，且玩命地打，比如曹变蛟，带着三千骑兵，跟了二十多天，连衣服都没换（未卸甲），连续击败李自成，直接把人赶出了陕西。
洪承畴之所以如此卖力，是因为挨了骂。按照防区划定，陕西归孙传庭管，四川归洪承畴管。照孙传庭的想法，李自成进了四川，就别让他再出去了，可是洪承畴不知怎么回事，竟然又让李自成跑了。
孙传庭自然不干，认定是洪承畴玩花样，让自己背黑锅，气得不行，就告了一状。
这一状相当狠，崇祯极为愤怒，马上就批了个处分，那意思是，你想干就好点儿干，不想干我就干你，搞得洪承畴连觉都没法睡，连夜开会，准备跟李自成玩真的。
对方突然下猛招，李自成没有思想准备，连陕西都没待住，只能往外跑了。
一路往西北跑，跑了几天几夜，到了甘肃，终于没人追了。
但过了几天，李自成才明白，不追是有理由的。
在明代，西北是比较荒凉的，陕西的情况还凑合，再往外跑，基本就没人了，所以压根儿没必要追，让他自己饿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