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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宗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扰民的皇帝，他没有祖父那样的雄才大略，但他很清楚，老百姓也是普通人，也要过日子，应该给他们生存下去的空间。
在他执政的十年里，每天勤勤恳恳，工作加班，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处理各种朝政，能够妥善处理和蒙古的冲突问题，能不动兵尽量不动，所以在他的统治时期，一直没有出什么大事。
这对于像我这样叙述故事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于当年的百姓们而言，却是功德无量。
好的皇帝就如同现代足球场上的好裁判，四处都有他的身影，不知疲倦地奔跑，却从不轻易打断比赛的节奏，即使出现违规行为，也能够及时制止，并及时退出，不使自己成为场上的主角。
这样的裁判才是好裁判。
不干扰百姓们的生活，增加他们的负担，为其当为之事，治民若水，因势利导，才是皇帝治国的最高境界。
这样的皇帝才是好皇帝。
朱瞻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好皇帝，而且从治国安民的角度来看，他比他的祖父要强得多。
朱瞻基的痛苦
朱瞻基是明君，是好皇帝，但他也有着自己的痛苦。
世界上还有人能让皇帝痛苦？
是的，确实存在这样的人。他们就是那些平日跪拜在大殿上，看似毕恭毕敬的大臣们。
这些大臣们绝非看上去那么听话，在他们谦恭的姿态后面，是一个拥有可怕力量的庞然大物。
自唐朝以来科举造就了很多文官，并确定了文官制度。历经几百年，这一制度终于在明朝开花结果，培养出了一个副产品。那些凭借着科举考试跃上龙门的精英们通过同乡、同门、同事的关系结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实力集团——文官集团。
明仁宗朱高炽是一个公认的老实人、好皇帝，但就是这位好皇帝，却被一个叫李时勉的大臣狠狠地骂了一顿。朱高炽品行很好，怎么会骂他，这又是从何说起呢？
原来朱高炽先生做了这样几件事，他登基之后，要换侍女，新君登基，这个要求似乎也不过分，此外他还整修了宫殿（规模并不大），最后由于身体不适，他曾有几天没有上朝见群臣。
这些事情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可是李时勉却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数落了皇帝一通，全文逻辑性极强，骂人不吐脏字，水平很高，摘抄如下：
所谓整修宫殿——“所谓节民力者此也。”
所谓选侍女——“所谓谨嗜欲者此也。”（这句比较狠）
所谓有几天不上朝——“所谓勤政事者此也。”（你李时勉就没有休息过？）
还没有完，最狠的话在后面，总结发言——“所谓务正学者此也。”
以上，翻译成通俗语言可以理解为穷奢极欲，好色之徒，消极怠工，不务正业。
大胖子朱高炽虽然脾气好，但还是忍不住，把李时勉打了一顿。他的愤怒也是有道理的，勤勤恳恳干工作，虽然有这些小问题，却被戴上了这么大的帽子，实在让人难堪。毕竟当年还是封建社会，可这位李时勉却着实有点现代民主意识，把皇帝不当干部，就这么开口训斥，也怪不得朱胖子生气。
朱胖子气得生了病，可这位李时勉虽然挨了顿打，但还是活了下来，到了朱瞻基继位，竟然又把这位骂过自己父亲的人放了出来，还表扬了他。
坦言之，李时勉所说的这些东西确实是需要改正的，但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皇帝，这些行为实在不足以被扣上这么大的帽子。事实上，在这些所谓的直言进谏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政治背景。
李时勉的行为并不是孤立的，他代表着一群人，这群人就是文官集团。
文官集团特点如下：
一、饱读诗书，特别是理学，整日研习所谓圣贤之道。
二、坚持宽于律己，严于待人的原则，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别人（一部分）。
三、擅长骂人，掐架，帮派斗争。
座右铭：打死不要紧，青史留名在。
要说明的是，这不过是文官集团的一般特征，也不是否定文官集团的积极意义，实际上，也有很大一部分的优秀文官是严于律己的。
明宣宗辛辛苦苦干活，也不好色，没有什么其他娱乐，按说不应该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可善于研究问题的文官们还是找到了漏洞。
这位明宣宗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活动，却有一个小爱好——闲暇之余斗蛐蛐。虽然这不算是健康的文体活动，倒也不是什么不良嗜好。皇帝也有自己的消闲方式，你总不能让他每天做一套广播体操当娱乐吧。
但就连这点小小的爱好，也被文官们批判了很多次，后来不知是谁缺德，竟然给这位为工作和江山累得半死不活的好皇帝取了个外号“蛐蛐皇帝”。
确实过分了。
这些人的行为可以用矫枉过正来形容，无论谁当皇帝，恐怕都受不了，你想打他，那还是成全了他，当年因正义直言被打，可是一件光荣的事。
如那位李时勉就是一个例子，被打之后不但毫无悔意，还洋洋自得，深以被打为荣。
而在明宣宗时代，文官集团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内阁权力也越来越大，出现了所谓“票拟”。
票拟，也称条旨，指的是大臣草拟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并将这些意见附于奏章之上，送给皇帝御览。
票拟的出现是必然的，朱瞻基明显没有他的祖先那样的工作精力，整日劳顿还是忙不过来，很多奏章不可能一一亲自看过处理，于是他便安排内阁人员代为浏览奏章，并提出处理意见，这样他也会轻松得多。
可能有人会问，这样的话，皇帝还有什么权力呢，他不就被架空了吗？
这个请大家放心，古往今来的皇帝除了极个别之外，都不是白痴，给内阁票拟权只是为了要他们干活的，皇帝还留有一手后着，专门用来压制内阁的权力。
这一后着就是同意的权力。
不要忘记，大臣只是给皇帝打工的，一项政令是否可以实施，大臣只能提出意见，然后写上请领导审批的字样，送给皇帝大人审阅，如果皇帝大人不同意，你就是下笔千文，上万言书，也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
朱瞻基良好地把握了这一点，他有效地发动大臣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努力干活，却又卡住了他们仆大欺主，翻身做人的可能性。所有经过票拟的奏章只有经过皇帝的批示，才可以实施。
由于皇帝用于批示的是红笔，所以皇帝的这一权力被称为“批红”。
至此，到明宣宗时，皇帝的权力被正式分为了“票拟”和“批红”两大部分，朱元璋做梦也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不到三十年，他苦心经营的政治体系就被轻易地击破并改动。
此后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票拟”的权力一直为内阁大学士所占有，而“批红”的权力却并非一直握在皇帝的手中，在不久之后，这一权力将被另一群登上政治舞台的人所占据。
这些人就是太监。
明宣宗这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也不好酒色，除了喜欢斗蛐蛐被人说过几句外，没有什么劣迹，但有一件事情例外。
有些后世的人甚至认为，明宣宗做的这件错事给大明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他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事呢？
说穿了其实也没什么，他只不过搞了点教育事业——教太监读书。
宣德元年（1426），明宣宗突然下令，设置“内书堂”，教导宦官们读书。大家应该知道，在传宗接代观念极其严重的中国，去做太监的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混口饭吃而已，这些人自然没有什么文化，而朱瞻基开设学堂的目的，正是为了给这些太监们扫盲。
可他不会想到，这次文化启蒙运动不但扫掉了太监们的文盲，也扫掉了阻挡他们进入政坛的最后一道障碍。
要知道，当一个坏人并不难，但要做一个坏到极点的极品坏人是很难的。没有文化的坏人干点小偷小摸，拦路抢劫之类的勾当，最多只能骚扰骚扰自家的邻居老百姓，而读过书的坏人却可以祸国殃民，危害四方。
从事情的后续发展来看，朱瞻基的这一举措确实也培养了不少极品坏人。
很多人认为，朱瞻基的这一措施确实是错误的，但其本意不过是要这些太监们学点文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企图。
真的是这样吗？
我认为不是，在我看来，朱瞻基是故意的，从法律上来解释，就是明知其行为会导致太监参权的结果，却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这位皇帝厚道，却不蠢，他的这一举措带有政治目的。
而要揭示他这一行为背后的秘密，就必须引出我们下面的一个话题：
太监是怎样炼成的
先要说明，这个话题与生理方面无关，也不探究那要人命的一刀，只谈谈这个特殊的群体，及其参与政治的真正原因。
太监这个名词大家都十分熟悉，而且大多数人还会在这个称呼前面加个死字，骂起人来十分提神，且通俗易懂。
实际上在明代，要想混到太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谓太监是宦官的首领，不是谁都有资格被称为太监的。
别说太监，就是想当普通宦官也很不容易，在明朝，宦官可是个抢手的工作。
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混碗饭吃是不容易的，就算你有勇气挨那一刀，还要有运气进宫才行，不要以为当宦官那么简单，也是要经过挑选面试的。官方的阉割场所只阉割那些已经经过挑选的人。说句寒碜话，要是人家看不上，你连被阉的资格都没有。
在明代经常有人在未经官方允许的情况下自行阉割，然后跑到北京去当太监。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没有被挑中，回家了此一生，当然，也有成功者（如鼎鼎大名的魏忠贤）。
到了明朝中期，由于想当宦官的人太多，很多有志于投身宦官事业的人没有被官方处理的机会，便以大无畏的勇气自行了断子孙根，可到后来又没能进宫。他们不能成家立业，只能到处游荡，这些人自然成为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后期的明朝政府曾经颁布了一条十分特别的法令：
严禁自行阉割！
对此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
明代宦官有很多级别，刚进宫时只能当典簿、长随、奉御，如果表现良好，就能被升迁为监丞，监丞再往上升是少监，少监的顶头上司就是闻名遐迩的太监。
可见，要想干到太监实在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