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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四十二年（1563），孙承宗出生在北直隶保定府高阳（今河北省高阳县）。生在这个地方，不是个好事。作为明朝四大防御要地、蓟州防线的一部分，孙承宗基本是在前线长大的。这个地方不好，或者说是太好。蒙古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女真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后来改叫金国，也常来，来抢。来一次，抢一次，打一次。
这实在不是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别的小孩都怕，可孙承宗不怕。非但不怕，还过得特别滋润。
他喜欢战争，喜欢研究战争。从小，别人读四书，他读兵书。成人后，别人往内地跑，他往边境跑，不为别的，就想看看边界。
万历六年（1578），保定府秀才孙承宗作出了一个决定——外出游学。这一年，他十六岁。在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孙秀才游历四方，努力向学，练就了一身保国的本领。
当然，这是史料里正式的说法。
实际上，这位仁兄在这十几年来，大都是游而不学。要知道，他当年之所以考秀才，不是为了报国，说到底，是混口饭吃。游学？不用吃饭啊？还好，孙秀才找到了一份比较好的工作——老师。从此，他开始在教育战线上奋斗，而且越奋斗越好，好到名声传到了京城。万历二十年（1592），在兵部某位官员的邀请下，孙秀才来到京城，成为了一位优秀的私人教师。但是慢慢地，孙秀才有思想活动了。他发现，光教别人孩子是不够的，能找别人教自己的孩子，才是正道。于是第二年（1593），他进入了国子监，刻苦读书，再一年后（1594），他终于考中了举人。这一年，他三十二岁。一般说来，考上举人，要么去考进士，要么去混个官。可让人费解的是，孙举人却依然安心当他的老师，具体原因无人知晓，估计他的工资比较高。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奇怪的决定，导致了他奇特的人生。
万历二十七年（1599），孙承宗的雇主奉命前往大同，就任大同巡抚。官不能丢，孩子的教育也不能丢，于是孙承宗跟着去了。
我记得，在一次访谈节目中，有一名罪犯说过：无论搞多少次普法教育，都是没用的，只要让大家都去监狱住两天，亲自实践，就不会再犯罪了。
我同意这个说法，孙承宗应该也同意。
在那个地方，孙承宗发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拼死的厮杀、血腥的战场、智慧的角逐、勇气的考验。
战争，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秘莫测、最飘忽不定、最残酷、最困难、最考验智商的游戏。在战场上，兵法没有用，规则没有用。因为在这里，最好的兵法，就是实战，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大同的孙老师没有实践经验，也无法上阵杀敌。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却足以证实，他已经懂得了战争。
在明代，当兵是一份工作，是工作，就要拿工资，拿不到工资，自然要闹。一般人闹，无非是堵马路、喊几句。当兵的闹，就不同了，手里有家伙，要闹就往死里闹，专用名词叫做哗变。
这种事，谁遇上谁倒霉，大同巡抚运气不好，偏赶上了。有一次工资发得迟了点儿，当兵的不干，加上有人挑拨，于是大兵们二话不说，操刀就奔他家去了。
巡抚大人慌得不行，里外堵得严严实实，门都出不去，想来想去没办法，寻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时刻，他的家庭教师孙承宗先生出马了。孙老师倒也没说啥，看着面前怒气冲冲、刀光闪闪的壮丽景象，他只是平静地说：
“饷银非常充足，请大家逐个去外面领取，如有冒领者，格杀勿论。”士兵一哄而散。
把复杂的问题弄简单，是一个优秀将领的基本素质。
孙承宗的镇定、从容、无畏表明：他有能力用最合适的方法处理最纷乱的局势，应对最凶恶的敌人。
大同，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孙承宗看到了战争，理解了战争，懂得了战争，并最终掌握了战争。他的掌握，来自他的天赋、理论以及每一次的感悟。
辽东，大他三岁的努尔哈赤正在讨伐女真哈达部的路上。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位精通战争的将领，他的精通，来自于砍杀、冲锋以及每一次拼死的冒险。
两个天赋异禀的人，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入了战争这个神秘的领域，并获知了其中的奥秘。
二十年后，他们将相遇，以实践来检验他们的天才与成绩。
相遇
万历三十二年（1604），孙承宗向他的雇主告别，踏上了前往京城的道路。他的目标，是科举。这一年，他四十二岁。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秀才、落魄秀才，教师、优秀教师，举人、军事观察员，目睹战争的破坏、聆听无奈的哀嚎、体会无助的痛苦，孙承宗最终确定了自己的道路。
他决定放弃稳定舒适的生活，他决定以身许国。
于是在几十年半吊子生活之后，考场老将孙承宗打算认真地考一次。这一认真，就有点儿过了。放榜的那天，孙承宗得知了自己的考试名次——第二，全国第二。换句话说，他是榜眼。
按照明朝规定，榜眼必定是庶吉士，必定是翰林。于是在上岗培训后，孙承宗进入翰林院，成为了一名正七品编修。
之前讲过，明代朝廷是讲出身的，除个别特例外，要想进入内阁，必须是翰林出身。否则，即使你工作再努力、能力再突出，也是白搭。这是一个公认的潜规则。
但请特别注意，要入内阁，必须是翰林，是翰林，却未必能入内阁。毕竟翰林院里不止一个人，什么学士、侍读学士、侍讲、修撰、检讨，多了去了，内阁才几个人，还得排队等，前面的人死一个才能上一个，实在不易。孙承宗就是排队等的人之一，他的运气不好，等了足足十年，都没结果。第十一年，机会来了。
万历四十二年（1614），孙承宗调任詹事府谕德。这是一个小官，却有着远大的前程，因为它的主要职责是给太子讲课。从此，孙承宗成为了太子朱常洛的老师，在前方等待着他的，是无比光明的未来。
光明了一个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即位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去世。但对于孙承宗而言，这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学生——朱由校。
教完了爹再教儿子，真可谓是诲人不倦。天启皇帝朱由校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就好做个木工，所以除木匠师傅外，他对其他老师极不感冒。但孙承宗是唯一的例外。
由于孙老师长期从事儿童（私塾）教育，对于木头型、愚笨型、死不用功型的小孩，一向都有点儿办法，所以几堂课教下来，皇帝陛下立即喜欢上了孙老师，他从没有叫过孙承宗的名字，而代以一个固定的称谓，“吾师”。
这个称呼，皇帝陛下叫了整整七年，直到去世为止。他始终保持对孙老师的信任，无论何人，以何种方式挑拨、中伤，都无济于事。
我说的这个“何人”，是指魏忠贤。
正因为关系紧、后台硬，孙老师在仕途上走得很快，近似于飞。一年时间，他就从五品小官，升任兵部尚书，进入内阁成为东阁大学士。
所以，当那封打小报告的信送上来后，天启才会找到孙承宗，征询他的意见。可孙承宗同志的回答，却出乎皇帝的意料：
“我也不知如何决断。”幸好后面还有一句：“让我去看看吧。”
天启二年（1622），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来到山海关。孙承宗并不了解王在晋，但到山海关和八里铺转了一圈后，他对王大人便有了一个直观且清晰的判断——这人是个白痴。他随即找来了王在晋，开始了一段在历史上极其有名的谈话。在谈话的开头，气氛是和谐的，孙承宗的语气非常客气：“你的新城建成之后，是要把旧城的四万军队拉过来驻守吗？”王在晋本以为孙大人是来找麻烦的，没想到如此友善，当即回答：“不是的，我打算再调集四万人来守城。”但王大人并不知道，孙先生是当过老师的人，对笨人从不一棍子打死，总是慢慢地折腾：
“照你这么说，方圆八里之内，就有八万守军了，是吗？”王大人还没回过味来，高兴地答应了一声：“是的，没错啊。”
于是，孙老师算账的时候到了：“只有八里，竟然有八万守军？你把新城修在旧城前面，那旧城前面的地雷、绊马坑，你打算让我们自己人去吗？！”“新城离旧城这么近，如果新城守得住，还要旧城干什么？！”“如果新城守不住，四万守军败退到旧城城下，你是准备开门让他们进来，还是闭关守城，看着他们死绝？！”
王大人估计被打蒙了，半天没言语，想了半天，才憋出来一句话：“当然不能开门，但可以让他们从关外的三道关进来。此外，我还在山上建好了三座军寨，接应败退的部队。”这么蠢的孩子，估计孙老师还没见过，所以他真的发火了：“仗还没打，你就准备接应败军？不是让他们打败仗吗？而且我军可以进入军寨，敌军就不能进吗？现在局势如此危急，不想着恢复国土，只想着躲在关内，京城永无宁日！”
王同学彻底无语了。
事实证明，孙老师是对的，如果新关被攻破，旧关必定难保，因两地只隔八里，逃兵无路可逃，只能往关里跑，到时逃兵当先锋，努尔哈赤当后队，不用打，靠挤，就能把门挤破。
这充分说明，想出此计划的王在晋，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但聪明的孙老师，似乎也不是什么善类，他没有帮助迟钝生王在晋的耐心，当即给他的另一个学生——皇帝陛下写了封信，直接把王经略调往南京养老去了。赶走王在晋后，孙承宗想起了那封信，便向身边人吩咐了这样一件事：“把那个写信批驳王在晋的人叫来。”
很快，他就见到了那个打上级小报告的人，他与此人彻夜长谈，一见如故，感佩于这个人的才华、勇气和资质。
这是无争议的民族英雄孙承宗，与有争议的民族英雄袁崇焕的第一次见面。
孙承宗非常欣赏袁崇焕。他坚信，这是一个必将震撼天下的人物，虽然当时的袁先生，只不过是个正五品兵备佥事。
事实上，王在晋并不是袁崇焕的敌人，相反，他一直很喜欢袁崇焕，还对其信任有加，但袁崇焕仍然打了他的小报告，且毫不犹豫。
对于这个疑问，袁崇焕的回答十分简单：“因为他的判断是错的，八里铺不能守住山海关。”于是孙承宗问出了第二个问题：“你认为，应该选择哪里？”袁崇焕回答，只有一个选择。然后，他的手指向了那个唯一的地点——宁远。
宁远，即今辽宁兴城，位居辽西走廊中央，距山海关两百余里，是辽西的重要据点，位置非常险要。
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宁远很重要、很险要，但几乎所有的人也都认为，坚守宁远，是一个愚蠢的决定。
因为当时的明朝，已经丢失了整个辽东，手中仅存的只有山海关。关外都是敌人，跑出两百多里，到敌人前方去开辟根据地，主动深陷重围，让敌人围着打，这不是勇敢，是缺心眼。
我原先也不明白，后来我去了一趟宁远，明白了。
宁远是一座既不大、也不起眼的城市，但当我登上城楼，看到四周地形的时候，才终于确定，这是个注定让努尔哈赤先生欲哭无泪的地方。
因为它的四周三面环山，还有一面，是海。说宁远是山区，其实也不夸张。它的东边是首山，西边是窟窿山，中间的道路很窄，是个典型的关门打狗地形，努尔哈赤先生要从北面进攻这里，是很辛苦的。当然了，有人会说，既然难走，那不走总行了吧。很可惜，虽然走这里很让人恶心，但不恶心是不行的，因为辽东虽大，要进攻山海关，必须从这里走。此路不通让人苦恼，再加个别无他路，就只能去撞墙了。
是的，还会有人说，辽东都丢了，这里只是孤城，努尔哈赤占有优势，兵力很强，动员几万人把城团团围住，光是围城，就能把人饿死。
这是一个理论上可行的方案，仅仅是理论。如果努尔哈赤先生这样做了，那么我可以肯定，最先被拖垮的一定是他自己。因为宁远最让人绝望的地方，并不是山，而是海。
明朝为征战辽东，在山东登州地区修建了仓库，如遇敌军围城，船队就能将粮食装备源源不断地送到沿海地区，当然也包括宁远。
而努尔哈赤先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要知道，他的军队里，没有海军这个兵种。
更为重要的是，距离宁远不远的地方，有个觉华岛，在岛上有明军的后勤仓库，可以随时支援宁远。
之所以把仓库建在岛上，原因很简单，明朝人都知道，后金没有海军，没有翅膀，飞不过来。
但有些事，是说不准的。
上个月，我从宁远坐船，前往觉华岛（现名菊花岛），才发现，原来所谓不远，也挺远，在海上走了半个多钟头才到。
上岸之后，宁远就只能眺望了。于是，我问了当地人一个问题：你们离陆地这么远，生活用品用船运很麻烦吧。
他回答：我们也用汽车拉，不麻烦。然后补充一句：冬天，海面会结冰。
我又问：这么宽的海面（我估算了一下，大概有近十公里），都能冻住吗？他回答：一般情况下，冻不住。
接着还是补充：去年，冻住了。去年，是2007年，冬天很冷。
于是，我想起了三百八十一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我知道，那一年的冬天，也很冷。
学生孙承宗接受了袁崇焕的意见，他决定，在宁远筑城。筑城的重任，他交给了袁崇焕。
但要准备即将到来的战争，这些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