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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在其他朝代，这事也就过了，天子一言九鼎，天下最大，不会唱歌就人头落地也不新鲜。但万历不同，他虽是皇帝，上面还是有人管的。
在万历刚刚发酒疯的时候，冯保就得到了消息，他即刻报告了李太后，于是当皇帝大人酒醒之后，便得到了消息——李太后要见他。
等他到地方的时候，才知道事情大了。李太后压根不跟他说话，一见面就让他跪，然后开始历数他的罪恶。万历也不辩解，眼泪一直哗哗地，不断表示一定改过自新，绝不再犯。
好了，到目前为止，事情还不算太坏，人也骂了，错也认了，就这么收场吧。
然而李太后不肯干休，她拿出了一本书，翻到了其中一篇，交给了万历。
这似乎是个微不足道的举动，但事实上，张居正先生的悲惨结局正是源自于此。
当万历翻开那本书时，顿时如五雷轰顶，因为那本书叫《汉书》，而打开的那一篇，是《霍光传》。
霍光，是汉代人物，有个哥哥叫霍去病，但在历史上他比这位名人还有名，干过许多大事，就不多说了，其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废过皇帝。
废了谁，怎么废的，前因后果那都是汉代问题，这里不多讲，但此时，此地，此景，读霍光先生的传记，万历很明白其中的含义：如果不听话，就废了你！
而更深一层的含义是：虽然你是皇帝，但在你的身边，也有一个可以废掉你的霍光。
万历十分清楚，这位明代的霍光到底是谁。
生死关头，万历兄表现了极强的求生欲望，他当即磕头道歉，希望得到原谅，并表示永不再犯。
毕竟是自己的儿子，看到惩罚已见成效，李太后收回了威胁，但提出了一个条件：皇帝大人既然犯错，必须写出检讨。
所谓皇帝的检讨，有个专用术语，叫“罪己诏”，我记得后来的崇祯也曾写过，但这玩意儿通常都是政治手段，对“净化心灵”毫无作用。
想当年我上初中时，为保证不请家长，经常要写检讨。其实写这东西无所谓，反正是避重就轻，习惯成自然，但问题在于，总有那么几个不厚道的仁兄逼你在全班公开朗诵，自己骂自己，实在不太好受。
而皇帝的“罪己诏”最让人难受的也就在此，不但要写自己的罪过，还要把它制成公文，在天下人面前公开散发，实在太过丢人。
万历兄毕竟还是脸皮薄，磕完头流完泪，突然又反悔了，像大姑娘上轿一样，扭扭捏捏就是不肯动笔。关键时刻，一位好心人出现了。
“我来写！”
自告奋勇者，张居正。
要说还是张先生的效率高，挥毫泼墨，片刻即成，写完后直接找冯保盖章，丝毫不用皇上动手。
万历坐在一旁，呆呆地看着这一切。喝醉了酒，打了个人，怎么就落到这个地步？差点被人赶下岗？
在他十八岁的大脑里，一切都在飞快运转着，作为一个帝国的统治者，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境地？是谁导致了这一切？是谁压制了自己？
他抬起了头，看到了眼前这个正在文案前忙碌的人，没错，这个人就是答案，是他主导了所有的一切。这个人不是张先生，不是张老师，也不是张大臣，他是霍光，是一个可以威胁到自己的人。
在张居正和李太后看来，这是一次良好的教育机会，万历将从中吸取经验，今后会好好待人，在成为明君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然而就在这一团和气之下，在痛哭与求饶声中，一颗仇恨的种子已经埋下，八年的感情就此画上句号。不是因为训斥，不是因为难堪，更不是因为罪己诏，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权力。
我已经十八岁了，我已经是皇帝了，凭什么指手画脚，凭什么威胁我？你何许人也？贵姓？贵庚？
这就是万历八年发生的醉酒打人事件，事情很简单，后果很严重，皇帝大人的朋友和老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敌人。
但整体看来，局势还不是太悲观，毕竟还有李太后，有她在中间调和，张居正与万历的关系也差不到哪儿去。
可问题在于，这位中年妇女并非缓冲剂，反倒像是加速剂，在日常生活中，她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小生意人本色——把占便宜进行到底。
自从有了张居正，李太后十分安心，这个男人不但能帮她看家，还能帮她教孩子，既当管家，又当家庭教师，还只拿一份工钱，实在太过划算。
对于小生意人而言，有便宜不占，那就真是王八蛋了。于是慢慢地，她在其他领域也用上了张居正，比如……吓唬孩子。
小时候，我不听话的时候，我爹总是对我说，再闹，人贩子就把你带走了，于是我立刻停止动作，毛骨悚然地坐在原地，警惕地看着周围。虽然我并不很清楚，人贩子到底是啥玩意儿，只知道他们喜欢拐小孩，拐回去之后会拿去清炖，或是红烧。
万历也有淘气的时候，每到这时，顶替人贩子位置的，就是张居正。李太后会以七十岁老太太的口吻、神秘诡异的语气，对闹腾小孩说道：
“你再闹！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使张先生闻，奈何？）
这句话对万历很管用，很明显，张先生的威慑力不亚于人贩子。
自古以来，用来吓唬小孩的人（或东西）很多，从最早泛指的老妖怪、魔鬼（西方专用），到后来的具体人物，比如三国时期合肥大战后，战场之上剽悍无比的张辽同志，就曾暂时担任过这一角色（再哭，张文远来了）。再后来，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也客串过一段时间。到我那时候，全国拐卖成风，人贩子又成了主角。
总而言之，时代在变，吓人的内容也在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但凡当这类主角的，绝不是什么让人喜欢的角色。
所以从小时起，在万历的心中，张居正这个名字代表的不是敬爱，而是畏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的那位生意人母亲。
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张居正倒也不是毫无察觉，在醉酒事件之后不久，这位老奸巨猾的仁兄曾提出过辞职，说自己干了这么多年，头发也白了，脑袋也不好用了，希望能够早日回家种红薯。报告早晨打上去后，一顿饭工夫回复就下来了——不行。
万历确实不同意，一方面是不适应，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应付得了；另一方面是试探，毕竟您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解释得了。
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坚决要求走人，并且表示，我不是辞职，只是请假，如果您需要我，给我个信，我再来也成。
张居正并不是虚情假意，夏言、严嵩、高拱的例子都摆在眼前，血淋淋的，还没干，唯一能够生还的人，是他的老师徐阶，而徐阶唯一的秘诀，叫做见好就收。
现在是收的时候了。
这话一出来，万历终于放心了，不是挖坑，是真要走人。按照他的想法，自然是打算批准了，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大团圆结局是可以期待的。然而关键时刻，闹事的又出场了。
生意人和政治家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在于，政治家是养羊，生意人是养猪。养羊的，每天放养，等到羊毛长长了，就剪一刀接着养，无论如何，绝不搞鱼死网破、羊死毛绝的事情；而生意人养猪，只求养得肥肥的，过年时一刀下去，就彻底了事，没有做长期生意的打算。
李太后是生意人，她没有好聚好散、细水长流的觉悟，也无须替张居正打算，既然好用，那就用废为止，于是她开了尊口：
“张先生不能走，现在你还年轻，等张先生辅佐你到三十岁，再说（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
这可就缺了大德了。
想走的走不了，今年都五十六了，再干十年，不做鬼也成仙了。
想干的干不上，今年才十八岁，再玩十年，还能玩出朵花来？
但太后的意旨是无法违背的，所以无论虚情假意，该干的还得干，该玩的还得玩，张居正最后一个机会就此失去。
既然不能走，那就干吧，该来的总要来，躲也躲不掉，怀着这种觉悟，张居正开始了他最后的工作。
从万历八年（1580）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进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他日以继夜地工作，贯彻一条鞭法，严查借机欺压百姓的人员，惩办办事不力的官员，对有劣迹者一律革职查办，强化边境防守。俺答死了，就去拉拢他的老婆三娘子（当年把汉那吉没娶过去的那位），只求对方不闹，里里外外，只要是他能干的，他都干了。
大明帝国再次焕发了生机与活力，边境除了李成梁时不时出去砍人外，已经消停了很多；国库收入极为丰厚，存银达到几百万两，财政支出消除了赤字；地方粮仓储备充足，至少饿不死人，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完美。
与蒸蒸日上的帝国相反的，是张居正蒸蒸日下的身体。在繁杂的工作中，他经常晕倒，有时还会吐血，然而事已至此，又能如何？
这就是张居正的最后两年，每一天，他都相信国家的前途，相信平民百姓的生计，相信太平盛世的奇迹，相信那伟大的抱负终会实现。
以他的生命为代价，他坚信这所有的一切。
在他的人生的每一刻，都洒满了理想与信念的光辉。
失去、得到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帝国内阁首辅、上柱国、正一品太师兼太傅、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年五十八，谥文忠。
张居正死了，皇帝十分之悲痛。这是真的，毕竟一个人陪伴了自己那么久，干了许多事，没有感情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很是哭了几场，甚至有几天悲痛得上不了朝。
悲痛之余，他还下令抚慰张居正的家人，并举办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一时之间，全国处处都是哀悼之声。
但以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和从前那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太有感情也是不可能的，所谓十分之悲痛，其实也就悲痛十分钟而已。
所以在短暂悼念之后，长期清算的时候就到了。六月份张居正死，十二月份就动手了，当然，对手还不是张居正。
事实上，在当时的朝廷里，最为人嫉恨的人，是冯保。张先生好歹是翰林出身，一步一步熬上来的，冯太监这样一步登天的人，要不是后台硬，早就被唾沫星子给淹死了。
现在张居正死了，但冯保似乎还是很镇定的，因为小时候冯保经常陪小皇帝玩，万历也对他很亲热，不叫他名字，只叫他大伴，关系相当之铁，所以他认为，纵使风雨满天，天还塌不下来。
然而天就塌下来了。十二月有人告他十二大罪，几天之后当年的那位小皇帝就在告状信上大笔一挥，下了结论：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
冯保措手不及，当时就晕了过去。
冯保同志敬请节哀，蠹国虽是胡说，欺君却是事实。其实一直以来，他都是排在万历最讨厌人榜的第二名，仅次于张居正，因为这位仁兄一直以来都在干一件万历最为讨厌的事情——打小报告。
自打掌权后，冯保就以二管家自居了，但凡万历有啥风吹草动，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李太后，什么斗蛐蛐、打弹弓，包括喝醉酒闯祸的那一次，都是他去报告的。
在我小时候，这种人一般被叫做“特务”，是最受鄙视的。到了万历那里，就成了奸贼，年纪小没能量，也无可奈何，长大以后那就是两说了，不废此人，更待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