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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47章大论战(第1/2页)
柏林。一九四零年五月下旬。
美国的报纸评论传到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各国文化界顿时炸开了锅。
莫斯科的作家协会开了三次座谈会，发言记录整理出来印了八十多页。
巴黎的《人道报》编辑部收到了一百多封读者来信，大部分是工人和教师写的，信里说的话差不多——“美国人有脸说我们？他们自己国内还有几百万人在排队领救济粮。”
东京的日共文化部组织了一次公开演讲会，一个老作家站在台上讲了四十分钟，讲完之后把讲稿摔在讲台上，说了一句“美国那套东西，就是忽悠人的。”
这股风潮自然而然的也传到了柏林。
德国作家协会的主席——一个叫埃里希·贝伦特的作家，五十二岁，战前是柏林《前进报》的编辑，革命后一直在做文化工作。
他在柏林《人民观察家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叫《两种世界，两种日子》。
文章发表之后，被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报纸转载了二十多次。文章全文如下：
“美国的朋友们最近很忙。
他们一边在报纸上写社论，一边在广播里发表讲话，说我们德国共产党的退休交接制度是‘权力斗争的新形式’，说我们的青年干部培养计划是‘突击提拔’，说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换汤不换药’。
他们说得很多。但他们说得最多的，是‘民主’两个字。”
“他们说，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民有选票，有言论自由，有反对党。
他们说，我们的制度没有这些东西。
他们说，我们的干部是‘少数人商量好了之后从上往下压下来的命令’。
他们说的对不对？对了一半。
我们的干部确实不是靠全民投票选出来的。但问题在于——选票能当饭吃吗？
反对党能治感冒吗？言论自由能让孩子上学吗？”
“我请美国的朋友们回答几个问题。第一，你们说你们的制度是‘民主’的，那请问——一九三三年你们有多少家银行倒闭了？有多少家工厂关门了？有多少人失业了？
你们的选票在哪一天把那些失业的人重新送回了工厂？
第二，你们说你们的制度是‘自由’的，那请问——你们南方的黑人兄弟，在你们的‘自由’制度下过了多少年摘棉花不给钱的日子？
你们的‘自由’是不是只对白皮肤的人管用？
第三，你们说你们的制度是‘人类之光’，那请问——你们的‘光’照到了纽约的贫民窟里吗？
照到了芝加哥的失业工人食堂里吗？
照到了那些在救济站门口排队的母亲和孩子身上吗？”
“我们德国的制度不完美。我们有官僚主义，有特权思想，有干部老化的问题。
这些问题我们都承认，但我们承认之后怎么办？
我们搞退休交接制度。老同志交班，年轻人接班。交得清清楚楚，接得明明白白。
这不是‘权力斗争’。这是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而你们的制度解决了什么问题？
一九三三年之前，你们用选票把胡佛选上去了，然后大萧条来了。
一九三三年之后，你们用选票把罗斯福选上去了，然后新政来了。
新政救了资本主义，但没救你们的人民。
你们的人还在排队领救济粮。
你们的选票换了一个人，但没有换一个制度。
所以你们的问题还在。”
“我们的制度不一样。
我们的制度是革命换来的。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三百零四高地上，我们拿枪换了一个制度。
换了制度之后，我们把工厂从资本家手里拿过来，交给工人。把土地从地主手里拿过来，交给农民。
把银行从私人手里拿过来，交给国家。
这些东西换了之后，才有后来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退休金、八小时工作制。
这些东西不是选票变出来的。
这些东西是制度变出来的。制度对了，东西就有了。
制度不对，选票再多也没用。”
“你们说我们的干部不是选出来的。
对。
我们的干部不是选出来的。
但我们的干部是干出来的。
里希姆·鲍尔，二十八岁，柏林工业大学毕业，在计划处干了三年科员、两年副科长、一年科长。他经手过一百四十七份生产计划，处理过六十三起物资调配纠纷，下过一百二十多次工厂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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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尔区的工人认识他，因为他跟他们一起蹲在车间里吃过饭。
鲁尔区的厂长认识他，因为他跟他们拍过桌子吵过架。
这样的干部，你们说他是‘突击提拔’？
我告诉你们——他在基层干了六年，才提的副处长。
你们选一个议员要干几年？
两年。
两年之后换个地方接着选。
你们选出来的人，两年之后连他管的那条街上有几家工厂都不知道。
我们的干部，六年之后连那条街上哪台机器该修了都知道。”
“你们说你们有言论自由。
对。
你们有。
你们可以在报纸上骂罗斯福，可以在广播里骂共产党，可以在大街上举牌子骂政府。
骂完之后呢？
骂完之后该失业的还是失业，该看不起病的还是看不起病。
你们的言论自由治好了几个病人？
你们的言论自由让几个孩子上了学？
你们的言论自由给几个老人发了退休金？
我的回答是零。
一个都没有。
你们的言论自由，就是让你们骂完之后回家继续排队。”
“反观我们也有言论自由。
我们的报纸上也有批评。
去年一年，我们的《人民观察家报》登了三百多封读者来信，其中有一百多封是批评干部的。
批评官僚主义，批评特权思想，批评办事效率低。
这些信登出来之后，被批评的干部要回信，要解释，要整改。
整改完了，还要在报纸上向读者汇报。
这叫不叫言论自由？
你们说这叫‘受限制的自由’。
我说这叫‘有结果的自由’。
你们骂完了没结果，我们骂完了有结果。
那请问，哪个更自由呢？”
“美国的朋友们，你们喜欢说‘人类之光’。
我告诉你们，人类之光不是挂在嘴上的。
人类之光是工人下了班能洗上热水澡。
是农民种完了地能回到家里吃上饭菜。
是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不用交学费。
是老人拿着退休金去药店买药不用看价签。
是年轻人结了婚能分上房子不用跟父母挤在一起。
这些东西，你们有吗？
我觉得你们是没有的。
你们有选票，有言论自由，有反对党。
但你们没有这些东西。
你们有‘人类之光’这个词，可是我们有这些东西。”
“你们说我们的制度‘换汤不换药’。我告诉你们——汤换了，药也换了。
一九一八年之前，德国工人一天干十二个小时，吃的是黑面包和土豆皮。
一九四零年的德国工人一天干八个小时，吃的是白面包和香肠。
一九一八年之前，德国孩子上不起学，十岁就进工厂当童工。
一九四零年的德国孩子从小学念到大学，一分钱不花。
你们说这叫‘换汤不换药’？你们管这个叫‘换汤不换药’？
那我问问你们——你们美国工人一天干几个小时？你们的农业税是多少呢？
你们的孩子上大学交多少学费？”
“美国的朋友们，你们可以继续写社论。你们可以继续说我们是‘专制’，是‘不民主’，是‘换汤不换药’。
你们说你们的，我们干我们的。我们干的这些事，老百姓看得见。
老百姓看得见的东西，比你们的社论管用。你们写一百篇社论，不如我们多发一袋面粉。
你们骂一千句‘专制’，不如我们多盖一所学校。
你们骂累了就歇歇。我们干累了也歇歇。
歇完了接着干。你们歇完了接着骂。咱们看谁干得过谁。”
贝伦特的文章发表之后，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真理报》转载了全文，并配了一篇编者按，按语只有一句话——“德国同志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
巴黎的《人道报》在转载的时候加了一个标题——“两种世界，两种日子。哪一种更好？问问你的肚子。”
东京的《赤旗报》把文章印成了小册子，在工厂和农村散发，第一版印了五万册，三天之内抢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