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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纺车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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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纺车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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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纺车声声(第1/2页)
    一九七八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
    才进农历十月,黄土塬上的风就带上了刀子一样的尖利,刮在脸上不是冷,是疼。陆守根蹲在自家窑洞门口的青石板上,身上那件补了七层补丁的棉袄已经挡不住风了,棉絮从破洞里往外钻,被风一吹就散,像他这辈子的念想,也一件件被风吹散了。
    他手里夹着半根纸烟,烟是去年秋天自己种的烟叶切的,放在炕洞里焙干了,再拿旧报纸卷的。他切得粗,烟丝里还掺着碎梗,点起来一股呛人的烟火味。他没舍得好好抽,这半根已经在他手指间夹了快一个时辰了,大拇指和食指的指甲缝里全是积年的老垢,被烟熏成了焦黄色。他把烟凑到嘴边,吸一小口,让烟雾在嘴里转一圈再慢慢吐出来,舍不得往肺里咽,仿佛这样能抽得更久一些。
    这个习惯,是他跟隔壁村一个下放过几年的老右派学的。那人后来平反回了城,留下的只有这抽烟的法子——省着抽,让烟在嘴里多待一会儿。陆守根不知道这算什么讲究,但他觉得好,就这么学会了。
    “守根。”屋里传来女人的声音,干哑的,带着咳嗽,“水烧好了,你进来泡泡脚。你那冻疮今年又犯了,不泡开,明年开春走不动路。”
    陆守根没应。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脚上那双黑布鞋已经破了底,大脚趾露在外面,指甲盖又厚又黄,周围一圈全是冻疮溃烂后结的痂。他今年五十四了,但看着像六十好几。几十年在地里刨食,腰早就弯了,背也驼了,身子骨一年不如一年。往年冬天还能下地刨几镐头,今年入冬才一个多月,他已经在炕上躺了七八天了,靠着几副草药才勉强爬起来。
    可他现在不能躺。窑洞里有七张嘴等着他拿主意。
    七个孩子,最大的十九,最小的还在发烧。这七张嘴每天一睁眼就要吃,哪怕是最稀的玉米面糊糊,一天也得两大锅。地窖里那六袋半红薯干,就是全家人熬过这个冬天的全部指望。
    他侧过头,往窑洞里瞄了一眼。光线暗,只能看见灶台边一个佝偻的背影——他女人正在灶前煮什么,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响,冒出来的热气在窑洞顶上凝成一层白蒙蒙的水雾,顺着土墙往下淌。孩子们没在屋里,大的几个出去捡柴火了,小的几个挤在炕角,盖着一床薄得透光的破棉被,缩成一团。
    最小的那个孩子还在发烧。烧了三天了,脸蛋通红,嘴唇干得起皮,夜里哭得嗓子都哑了,喂了点玉米面糊糊,又吐了出来。女人偷偷哭了两个晚上,没让他看见,但他都听见了。
    他知道女人把最后半碗玉米面藏进了柜子最深处,那是给老七留的。要是老七再烧两天不退,那半碗面就是救命的。
    陆守根把手里的烟屁股在鞋底上摁灭,又用指甲把剩下的烟丝抠出来,裹进一张废报纸里,卷成一根新的,塞进怀里。这个动作他做了几十年了,从年轻时候在地主家扛活就开始这么做,那时候连烟叶都买不起,捡人家扔的烟屁股抽。后来自己种了烟叶,日子好过了一些,但这省着抽的习惯,刻进了骨头里,改不了了。
    他站起来,膝关节像生了锈的门轴,嘎吱嘎吱响了两声。他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等眼前那一阵发黑过去,才迈步走下门口的土坡。
    院子不大,半亩来地,用黄土夯的围墙,大半截已经塌了,露出外面光秃秃的山坡。黄土塬上的冬天没什么好看的,地里的庄稼早收完了,剩下一茬茬干枯的玉米秆立在田里,被风吹得簌簌响。远处能看见公社的烟囱,那是县里唯一一家国营纺织厂的,据说有上百号工人,机器一开就是一整天,比村子里的人加起来还多。
    陆守根盯着那根烟囱看了很久。去年秋天他跟着生产队去县里送公粮,路过那家纺织厂门口,看见成排的机器轰隆隆地转,一匹匹布像河水一样从机器里淌出来,白晃晃的,晃得他眼睛发酸。他在厂门口站了快一个时辰,看工人换班,看运布的车一辆接一辆地开出去,看那些人穿着干干净净的蓝工装走进去、走出来。
    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他们过的是日子,他过的是活着。
    “守根!守根!”
    一个声音从坡底下传来,打断了陆守根的出神。他低头往下看,看见一个人扛着个黑乎乎的东西正往坡上爬,走得吭哧吭哧的,步子很沉。走得近了,陆守根才看清——是同村的刘老三。
    刘老三比他小两岁,但看着比他年轻不少,身子骨结实,常年走村串户做点小买卖,在村子里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他肩膀上扛着的是一架纺车,木头骨架还在,但轮子歪了,纺锭生了一层厚厚的锈,几个关键部位的榫卯也松了,走一路晃一路,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
    “守根!”刘老三爬上坡,把纺车往地上一搁,抹了把脸上的汗。他的棉袄敞着怀,里面穿一件打了补丁的旧衬衫,领口磨得毛了边,露出精瘦的胸膛。他喘了几口气,低头看着陆守根,咧嘴笑了笑,那笑里有三分生意人的精明,还有三分穷日子磨出来的狡黠。
    “公社纺织厂淘汰下来的,我弄回来三架,修了一架自己留着了,这两架原本打算卖给邻村的,结果人家嫌旧,不要了。”他踢了踢地上的纺车,木头磕在冻硬的土疙瘩上,发出一声闷响,“你家不是有几个闺女吗?这东西摆在家里,让女人纺线,纺出来的线拿到集市上换粮食、换盐,比光刨那几分薄地强多了。”
    陆守根没说话。他蹲下来,用那双布满裂口的手摸了摸纺车的架子。木头的,但好歹是正经松木,没朽没烂,换两根轴就能用。他捏了捏纺锭,转了一下,涩得厉害,上点油应该能顺。轮子歪了,要拆下来重新嵌,他心里已经盘算好了该用哪种尺寸的榫头。
    他爹活着的时候,是个木匠。陆守根从小跟着学了几手,虽然没学全,但修个纺车这种活,还难不倒他。
    “多少?”他问。
    刘老三不急着答,先蹲下来,从怀里摸出一根卷烟点上,吸了一口,才慢悠悠地开口:“三袋红薯干。一袋换纺车,两袋换我的跑腿费,你看合适不?”
    三袋红薯干。
    陆守根的心沉了一下。地窖里统共还剩六袋半,那是全家七口人整个冬天的口粮,省着吃能撑到年根底下,要是三袋给了人,剩下的三袋半只够吃一个多月,余下的日子——
    他想不下去了。
    “守根,”刘老三掐灭烟头,凑近了一点,声音压低了,“我知道你家难,三袋红薯干不是小数目。但你想想,纺车往屋里一摆,你家女人就能纺线,线换粮,粮活人,这是长久的路子。你家老大十几岁了,再过两年说亲,拿不出彩礼,你拿什么给人家娶媳妇?总不能跟你一样一辈子刨土疙瘩。”
    最后那句话戳中了陆守根。他回头看了一眼窑洞,门帘被风吹起来,露出里面昏暗的灶台和女人的背影。女人正在往灶膛里添柴,火光映在她脸上,那张四十多岁的脸被穷日子磨得全是皱纹,鬓角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她一辈子跟着他没享过一天福,生七个孩子,每个都是在炕上自己生的,没请过接生婆,连块干净的白布都扯不起。
    他的目光又落在那架旧纺车上。轮子歪了,架子松了,但木头是好木头,松木的,没朽没烂。他爹说过,松木耐潮,放几十年都不坏。他伸手推了一下轮子,轮子转了半圈卡住了,他用手指摸了摸轴承的位置,心里盘算着换个铁轴瓦就能顺。
    “要了。”陆守根站起来,声音不高,但很稳,“三袋红薯干,我现在下去给你装。”
    “痛快。”刘老三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往坡下走,“纺车我给你扛进去,你慢慢装,不着急。”
    陆守根转身进了窑洞。女人听见他和刘老三的对话了,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手里的烧火棍在灶膛里戳了两下,戳得火星四溅。她从灶台前站起来,个子不高,腰弯了,比年轻的时候矮了一截,但那双眼睛还是清亮的,只是清亮的边沿上泛着一层薄薄的泪光。
    “你真要换?”她问。
    “换。”
    “三袋红薯干,全家过冬的口粮,你拿去换一堆废铁?”女人的声音抖了一下,但被她压住了,没让哭腔露出来,“守根,老七还在发烧,那半碗面撑不了几天,你把粮食换出去,开春之前吃什么?你告诉我,吃什么?”
    陆守根没答她。他掀起地窖的盖子,顺着木梯爬了下去。地窖不大,也就一人多深,四面墙上挂着白霜,空气里全是红薯和泥土混合的气味。他蹲在粮食堆旁边,手指插进干燥的红薯干里,抓了一把,捏在手里,指节攥得发白。
    这些红薯干是他秋天带着全家一块一块晒出来的。那时候老七还没病,能跟在他屁股后头捡红薯片,小手冻得通红,但笑得开心。建梅和建婷两个大闺女,蹲在地里一整天,腰都直不起来。每一块红薯干上都沾着他们一家人的汗。
    他想起一九六零年,那个***的年头。他爹娘就是那年没的,临死前把最后半块豆饼塞给他,说“守根,活下去”。他靠着那半块豆饼撑了三天,等到救济粮。那年他二十二岁,从那天起他就知道,粮食就是命。
    现在他要拿命去换一架纺车。
    他深吸一口气,开始装袋。三袋,满满地装,他特地挑了大块的、没烂的、晒得透的装进去。刘老三是个精明人,东西差了会翻脸。剩下的小块碎块留给自家,多掺点野菜、树皮,慢慢熬,总能熬到开春。
    装好粮食,他爬出地窖,把三袋红薯干扛到院子里。孩子们回来了,大的几个手里抱着干柴,小的跟在后面,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那三袋粮食。老七还窝在炕上,烧得神志不清,被姐姐抱在怀里,小脸蛋烧得通红,嘴唇干裂,偶尔发出一两声微弱的呜咽。
    “爹,”老大开口了,是个半大的小子,嘴唇上刚冒出细细的绒毛,肩膀还不宽,但眉眼已经显出了大人相,“你把粮食换给刘老三了?”
    “换纺车了。”陆守根说。
    “纺车能当饭吃?”老大的声音高了半截,脸涨红了,“老七还烧着呢!你把粮食换了,老七吃什么?我们都吃什么?”
    陆守根看了大儿子一眼。这孩子叫陆建设,十九了,个头已经比他还高,这些年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肩膀练得比同龄人宽,但脾气也练得比同龄人倔。他娘常说,这孩子像他——倔,认死理,一条道走到黑。
    “你给我闭嘴。”陆守根的声音忽然沉了下去,不重,但带着一种让人不敢顶嘴的威严。他盯着老大,盯了三秒钟,然后转过头,把那三袋粮食扛上肩膀,走出了院门。
    陆建设站在原地,嘴唇抿得紧紧的,拳头攥了又松,松了又攥,最后转身回了屋里,把门帘“哗”一声甩了下来。
    陆守根把粮食交给刘老三的时候,两只手都在抖。他把布袋一条一条地解开,让刘老三检查红薯干的质量。刘老三伸手抓了一把,凑到鼻子跟前闻了闻,又掰了一块放进嘴里嚼了嚼。
    “好货。”他点了点头,“晒得透,不霉不烂。守根,你这人做事厚道,我刘老三记着。”
    他把纺车往陆守根肩上一搁,扛着粮食走了。
    陆守根一个人站在村口的土路上,肩上扛着一架破纺车,冬风刮过来,刀子一样削在他脸上。他抬起头,看见天边那只烟囱还在冒烟,白烟被风扯成一条细线,拖向灰蒙蒙的天空。他盯了很久,然后低下头,一步一步往回走。
    那天晚上,陆家的窑洞里没有点灯。
    女人坐在灶台前,锅里的水烧开了又凉,凉了又烧,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是机械地往灶膛里添柴。孩子们围在炕上,没有人说话,连最小的那个都安静了,蜷在姐姐怀里,小脸烧得通红,眼睛闭着,呼吸又浅又急,像一只快没气的小猫。
    陆守根坐在纺车前。他把煤油灯从灶台上端过来,放在身边的小板凳上,借着那一点豆大的光,开始修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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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先拆轮子。轮轴歪了,他用刀把榫头削了重新凿眼。没有正经的木工工具,只有一把用了十几年的旧菜刀,刀刃都卷了口。但他手很稳,一刀一刀地削,木屑落在他膝盖上、掉在地上,他弯腰捡起来拢成一堆,舍不得扔——冬天烧火用。
    轮子修好了,他把轴装回去,用手转了一下。顺了。
    然后是纺锭。生锈严重,他找了块磨刀石,蘸了水,一点一点地磨。磨了大半个时辰,磨出一层细密的铁锈渣,又用布擦干净,涂上一点去年攒下来的猪油。猪油是去年杀年猪的时候留的,一直舍不得吃,现在拿来润滑纺锭,也算是用在了刀刃上。
    女人终于忍不住了,走过来坐在他旁边,伸手帮他扶着纺车架子。她的手跟他一样粗糙,指甲缝里全是泥,手背上青筋凸起,像一条条蚯蚓趴在皮肤下面。她没说话,只是低着头扶着架子,偶尔看他一眼,目光复杂。
    陆守根也没说话。他修完纺车,从怀里摸出那把裹着烟丝的废报纸,卷了一根新的点上。抽了两口,他忽然从炕沿下摸出一块破木板——不知道是哪个破箱子拆下来的,一指厚,巴掌大,边角被虫蛀了,但中间那块还平整。
    他拿起菜刀,把木板削平,又用磨刀石把表面打磨了一遍,最后用小刀在板面上刻字。
    他的字不好看,笔画歪歪扭扭的,像是不会写字的人照着猫画出来的。他这辈子只念过两年私塾,认得几个字,但写不好。他爹说,认得自己名字就行,认得多了没用。但他现在要刻的不是自己的名字。
    他刻得很慢,一笔一划。小刀在木板上犁出浅浅的沟槽,木屑像雪花一样落在膝盖上。刻了两个手指肚那么长的字,刻完吹掉木屑,把木板放在煤油灯下看了看。
    女人凑过来,借着灯光认了一会儿,才认出那两个字:“陆记”。
    “从今天起,”陆守根把那块木板钉在纺车架子上,声音沙哑但很沉,“咱陆家有自己的营生了。这是咱们的根。我就算人不在了,这块板子在,纺车在,陆家的营生就在。”
    女人没说话,转过头去,拿袖子擦了一把脸。眼泪浸透了棉袖,在煤油灯光里洇成一片湿痕。
    第二天天不亮,陆守根就把女人从炕上拉了起来。
    他把纺车摆在窑洞正中间,教她怎么摇轮、怎么抽线、怎么均匀地给锭子上纱。女人学了大半辈子农活,手巧,一上午就把基本手势学会了。第一把线纺出来的时候,粗得像麻绳一样,疙疙瘩瘩的,但陆守根把它捧在手心里,像捧着一锭金子。
    “还能更细。”他说,“明天再练。”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女人日夜守在纺车前,手指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又结痂,痂掉了又磨出新的。到了第七天,她纺出来的线已经细了大半,虽然离机器纺的还差得远,但拿到集市上换杂粮,应该是有人要了。
    “你去赶集吧。”女人把第一捆线用粗布包好,递给陆守根,“换点粮食回来,老七还没退烧,得吃点干的。”
    陆守根接过线捆,揣进怀里,走了三十里山路去镇上。
    那条山路他走了几十年了,年轻时候挑着粮食去交公粮,后来挑着红薯去换盐,每一步都踩在碎石子路上,脚底板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但现在他走得比任何时候都快,怀里那捆线像一团火,烧得他胸口发烫。
    中午赶回来的时候,他怀里多了一袋玉米面、一小块粗盐、几颗干枣。
    女人接过粮食,嘴角动了动,终于露出了一点点笑意。那是陆守根好久没见过的笑,从心底里泛上来的,把脸上的皱纹都熨平了一些。
    “人家说咱们的线纺得匀,比别家好。”陆守根说,“下次多纺点,能换更多。”
    女人点了点头,转身去给老七熬玉米面糊糊。老七喝了半碗,没吐,又喝了半碗,然后沉沉地睡了过去。女人坐在炕边,伸手摸了摸老七的额头——烧退了一点。
    “有救了。”她低声说。
    三个月后,陆家的纺车从一架变成了五架。
    陆守根用第一批纺线换来的钱,又买了两架二手纺车。刘老三看他们家纺出来的线比别家匀称,主动赊了一架新的给陆家,说等以后有钱了再还。
    “守根,你这人实在,我信你。”刘老三说,“等你发了财,别忘了我就行。”
    陆守根没说话,只是拍了拍刘老三的肩膀。
    女人带着两个大闺女、隔壁借调过来的两个寡妇,一人一架,从早纺到晚。窑洞里嗡嗡的响声,像一窝蜂在酿蜜,窑洞外路过的村民都忍不住停下来听几耳朵。
    “陆家那窑洞里,跟开了工厂似的。”有人这么说。
    半年之后,陆家用纺出来的粗布换来了够吃半年的粮食,又给几个孩子一人做了一件新棉袄。老三那件补了十八个补丁的旧棉袄终于可以换下来了,他把旧袄叠好放在柜子里,说等以后弟弟穿。
    老七的烧退了,虽然瘦得像一根柴,但总算能下地跑了。他每天蹲在纺车旁边看母亲摇轮子,学得有模有样。女人有时候累了,就把位子让给他,小家伙坐上去,两条小短腿够不着踏板,但他用手转轮子,也能纺出细细的线来。
    “这孩子手巧。”女人跟陆守根说,“像你。”
    陆守根看着老七专注的小脸,难得地笑了一下。
    日子好像有了那么一点光亮。
    但陆守根心里清楚,这光亮太薄了,经不起一点风。
    那个冬天最冷的一天,腊月初七,陆守根早上起来就感觉胸口不对劲。
    他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就是闷,像有一块石头压在肺管子上面,喘气费劲。他没当回事,照样去院里劈柴。劈了两根,斧头砸下去的时候,胸口忽然一阵锐痛,像有人拿烧红的铁棍从胸口捅了进去。眼前一黑,整个人栽倒在地上。
    女人听见动静跑出来,看见他趴在柴堆旁边,脸色灰白,嘴唇发紫,吓得魂飞魄散。她喊孩子们把他抬进屋,烧了热水给他灌,灌下去半碗又吐了出来,嘴角挂着一缕血丝。
    “守根!守根你醒醒!”女人拍他的脸,手抖得跟筛糠一样。
    陆守根睁开眼,目光涣散了好一阵子才聚焦。他看着女人惊恐的脸,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声音太小了,女人把耳朵凑到他嘴边,才听见几个字:
    “纺车……留着……陆记……”
    那天下午,村里唯一一台拖拉机把陆守根送去了镇卫生院。大夫听了听心口,又摸了摸脉,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他走出诊室,把女人拉到走廊尽头,声音压得极低:
    “心脏的病,治不了。你们准备后事吧。”
    女人在走廊里站了整整一刻钟,一动没动。走廊里的日光灯管坏了半截,只剩下几根灯丝在苟延残喘,照得她脸上一片惨白。她没有哭,只是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回病房,坐在陆守根床边,握着他冰冷的手,说:
    “你睡吧,我在这儿。”
    陆守根在腊月二十三那天走的,小年。
    那天雪下得特别大,鹅毛一样,铺天盖地地往下盖,一个时辰就把院子盖了半尺厚。纺车还在窑洞里转着,女人坐在纺车旁边,手里还攥着一把刚纺出来的线,白的,细细的,在灰暗的灯光下像一根根银丝。
    她抬头看了一眼窑洞门口。门帘被风吹起来,雪花飘进来,落在纺车上,落在“陆记”那两个字上,慢慢融化成水珠。
    “陆记啊陆记,”她低声说,声音干枯得像一片落叶,“你走了,这个‘记’字还得继续写下去。”
    她把纺车上的雪水擦干,把“陆记”那块木板又钉紧了一点,然后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对着漫天大雪,一个人站了很久。
    大儿子陆建设从邻村赶回来的时候,父亲已经入殓了。
    他跪在灵前,身子挺得笔直,膝盖下面垫着一层薄薄的蒲草,硌得生疼,但他一动不动。姐姐妹妹都在哭,最小的弟弟还不懂事,蹲在墙角玩泥巴,被姐姐一巴掌拍掉了手里的泥块,嘴一瘪也要哭,又不敢哭出声,憋得小脸通红。
    陆建设没哭。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慢慢打开。布包里是那天从废纺车上拆下来的一根旧轴,被火烧过,被水泡过,轴端已经被磨得发亮。他爹死前把这根轴藏在枕头底下,谁都不知道,还是女人收殓的时候摸到的,当时那根轴还带着陆守根的体温。
    陆建设把纺车轴攥在手心。他的手比他爹的还大,指节粗壮,掌心有一层薄茧——那是前些日子在邻村打短工磨出来的。他把纺车轴贴在胸口上,低着头,肩膀一动不动。
    灵堂里很安静,只有炭火盆里柴火噼啪炸响的声音。女人的眼睛哭肿了,但此刻已经干了,她坐在灵位旁边,看着大儿子跪在那里,什么话都没说。
    终于,陆建设开口了。声音很低,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妈。”
    “嗯。”
    “我后天就走。”
    “去哪儿?”
    “南方。”陆建设抬起头,眼睛里干干的,但瞳仁深处像是烧着两粒火星子,“我爹说让我去学本事,我没忘。我爹的纺车让人没收了,我爹自己也走了,但这个‘陆记’不能跟着一起埋了。妈你等着,我三年之内一定回来,把咱们陆家的纺车重新开起来。不是五架,是五十架、五百架。”
    女人看着他,十七岁的少年,眉目清俊,颧骨微微凸起,嘴唇紧抿,下巴上刚刚冒出一层细软的绒毛。那模样,像极了他爹年轻的时候。
    她想起二十七年前,她嫁进陆家的那天。那时候陆守根还是个年轻后生,穿着借来的新衣裳,站在窑洞门口迎接她,脸上的表情就跟眼前的儿子一模一样——倔,认死理,一条道走到黑。
    “好,”女人说,“妈等你。”
    腊月二十六,陆建设背着一个蛇皮袋,出了村。
    袋子里有两件换洗衣服、三双布鞋、一包草药,还有母亲连夜烙的六张饼。饼是杂面的,掺了野菜和一点猪油渣,硬得像鞋底,但能放很久。母亲把饼包好放进袋子里的时候,手指在饼面上停了一下,然后转过了身。陆建设看见她的肩膀在轻轻抖动,但他没有走过去——他知道他娘不想让他看见她哭。
    他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回头看了一眼。
    山坡上,父亲的坟才刚刚封了土,还没来得及立碑。黄土一抔,被雪盖着,白茫茫一片,几乎看不出是坟。坟旁边是他爷的坟,他爷是一九六零年走的,那时候陆建设还没出生。两座坟挨在一起,在雪地里像两个沉默的馒头。
    “爹,”他在心里说,“你等着。爷,你也等着。”
    他转过身,走进了漫天风雪里。
    十七岁的少年,兜里揣着七块二毛钱——母亲把家里最后几只老母鸡卖了,凑出来给的路费。他不知道南方有多远,不知道深圳是什么样子,不知道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回来。他只知道一件事:他爹用三袋红薯干换来的那架纺车,被人没收了;他爹亲手刻的那块“陆记”木板,现在藏在他怀里,贴着他的心口;而他要去做的事,他爹没来得及做完。
    身后的黄土塬越来越远,山梁上那根国营厂的烟囱也越来越模糊,最后只剩下一个灰蒙蒙的影子,像一根钉子,钉在天边的云里。
    陆建设把手伸进怀里,摸了摸“陆记”那块木板的边缘。粗粝的,硌手的,带着他爹刻字时留下的刀痕。
    他把木板攥得更紧了一些。
    风继续刮着,雪继续下着。天地之间,一个少年背着蛇皮袋走在白茫茫的雪路上,脚印很快被新雪覆盖,仿佛他从未走过这条路。
    但他知道,他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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