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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四年冬，天津法租界。
暮色四合，街道两侧的法式建筑在昏黄的路灯下拉出长长的阴影。沈砚之裹紧灰色棉袍，低头快步穿过维尔杜路，身后留下一串浅浅的脚印——昨夜刚下过一场小雪。
“掌柜的，两斤槽子糕，包严实些。”
他在“德顺斋”糕点铺前驻足，声音压得很低。柜台后的老掌柜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转身取货时，用几乎听不见的气声说道：“法国巡捕房今天抓了三个人，里面可能有‘货郎’。”
沈砚之的手指在柜台上轻轻敲了三下，这是“知道了”的暗号。接过油纸包时，一张薄如蝉翼的纸条滑入他的袖口。
走出店铺二十余步，拐进一条背阴的胡同。沈砚之借着月光展开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小字：“明晚八点，老龙头火车站，三号货仓，货物抵达。”
他把纸条塞进嘴里嚼碎咽下，呼出的白气在寒夜里凝成霜。五年了，自从父亲沈崇山在戊戌年那个血色的清晨被押赴菜市口，他就接过了这副担子——表面上经营着天津卫三家绸缎庄的少东家，暗地里却是同盟会北方支部“山海关联络站”的负责人。
这五年间，他眼见着维新派的血流干，又看着革命党的头颅一颗颗挂在城墙上。朝廷的鹰犬从未放松对“乱党”的追捕，尤其是在袁世凯出任北洋大臣、坐镇天津之后，这座九河下梢的城市成了暗探与革命者较量的修罗场。
“少爷，您可回来了！”刚踏进沈宅后门，管家老赵就迎了上来，脸色发白，“顺天府的张师爷来了，在前厅等了半个时辰。”
沈砚之心里一沉，面上却不动声色：“可说是什么事？”
“说是……绸缎庄今年的‘例敬’还没送去。”
例敬。沈砚之嘴角浮起一丝冷笑。这些年，朝廷的官吏们变着法子敛财，所谓“例敬”不过是明目张胆的勒索。他整了整衣袍，向前厅走去。
前厅里，炭火烧得正旺。一个穿着五品文官补服的瘦削男子正端着盖碗茶，用杯盖慢条斯理地撇着浮沫。见沈砚之进来，他只是抬了抬眼皮。
“张师爷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沈砚之拱手作揖，“铺子里年底事忙，怠慢了。”
张师爷放下茶碗，皮笑肉不笑：“沈少爷客气了。听说贵号今年生意红火，连保定、太原都开了分号。这天津卫谁不知道，沈家的‘瑞福祥’是头一块招牌。”
“全赖各位大人照应。”沈砚之从袖中取出一个红封，轻轻推了过去，“年关将近，一点心意，给师爷添些炭火钱。”
张师爷的手指在红封上按了按，估摸出里面是两张一百两的银票，这才露出些真切的笑容：“沈少爷懂事。”他端起茶碗呷了一口，忽然话锋一转，“不过今天来，倒不全是为了这个。”
沈砚之的心提了起来。
“顺天府最近在查一批违禁书刊。”张师爷盯着沈砚之的眼睛，“有人举报，说在贵号的货仓里见过《革命军》《猛回头》这些大逆不道的玩意儿。”
厅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炭火噼啪作响。
半晌，沈砚之笑了：“师爷说笑了。我们做绸缎生意的，仓库里堆的都是苏杭的绫罗绸缎，哪来的什么书刊？定是有人眼红铺子生意，恶意中伤。”
“是吗？”张师爷慢慢站起身，踱到窗前，“我也希望是误会。不过……”他转过身，目光如刀，“沈少爷，令尊的事情，过去快十年了吧？朝廷宽厚，没有株连九族，还给沈家留下了产业。你是个聪明人，该知道珍惜。”
沈砚之的手指在袖中攥紧，指甲陷进掌心。父亲临刑前的面容在脑海中一闪而过——那个清晨，刽子手的鬼头刀落下时，父亲最后喊的是：“诛尽国贼，还我河山！”
“师爷教诲的是。”他垂下眼睑，掩去眸中翻涌的情绪，“沈家世代经商，只知诚信为本，从不参与政事。”
“那就好。”张师爷走到他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力道很重，“腊月二十三之前，把今年的‘例敬’补齐了。另外，听说你常去法租界的‘德顺斋’买点心？那铺子的掌柜，好像跟南边的乱党有些牵连。少去为妙。”
送走张师爷，沈砚之站在廊下，任由寒风扑在脸上。老赵悄声走近：“少爷，张扒皮这是话里有话啊。德顺斋那边……”
“我知道。”沈砚之打断他，“你去准备一下，明天我要出趟门，去唐山看一批新到的货。”
“这节骨眼上……”
“越是这时候，越要如常行事。”沈砚之转身向书房走去，“对了，让账房准备五百两银子，明天送到顺天府。”
关上书房的门，沈砚之靠在门板上，长长吐出一口气。他走到书架前，移开第三排的《资治通鉴》，露出后面一个暗格。里面整齐码放着一摞书信、几本小册子，最上面是一张已经泛黄的照片——父亲沈崇山与一群维新志士在强学会门前的合影，照片上的父亲意气风发，眼中满是光。
“诛尽国贼，还我河山。”沈砚之轻声重复着父亲的遗言，指尖拂过照片上那张年轻的脸。
夜深了。沈砚之吹灭油灯，却没有就寝。他换上一身深蓝色短打，从后窗翻出，融入夜色之中。
天津的冬夜寒冷刺骨。沈砚之在迷宫般的胡同里穿行，时而驻足聆听，时而突然折返。这是多年地下工作养成的习惯——永远假设身后有人跟踪。
一刻钟后，他敲响了西头如意庵附近一处小院的门。三长两短，停顿，再两短。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年轻的脸，在看到沈砚之后迅速让开身位。
院里另有三人，围坐在炭盆旁。见沈砚之进来，一个满脸络腮胡的汉子站起身：“沈先生，您可来了！出事了！”
“慢慢说。”沈砚之在炭盆边坐下，烤着冻僵的手。
“我们在保定的人折了两个。”另一个戴眼镜的青年压低声音，“是运送那批‘药材’时暴露的。官府顺藤摸瓜，可能已经查到天津。”
沈砚之的心往下沉。他们所说的“药材”，其实是藏在药材箱子里的枪支弹药，原本计划运往滦州，支援那里正在酝酿的新军起义。
“损失多大？”
“三十条步枪，两千发子弹，全没了。”络腮胡汉子一拳捶在地上，“***官府，在城门口设了双重卡子，开箱验货。咱们的人见势不对想硬闯，结果……”
炭火映照着几张凝重的脸。
沉默良久，沈砚之开口：“滦州那边知道了吗？”
“已经派人去送信了。”眼镜青年说，“但路上关卡森严，不知能不能送到。”
“必须送到。”沈砚之斩钉截铁，“滦州新军第二十镇，是咱们在北方最重要的力量。他们的起义计划就在下个月，如果得不到这批军火，恐怕……”
他没有说下去，但在场的人都明白后果。北方革命沉寂太久，急需一场胜利来点燃烽火。滦州新军的起义若成功，就能控制京奉铁路，切断清廷与东北的联系，震动整个北方。
“那批货，还能不能补上？”络腮胡问。
沈砚之沉思片刻：“我在大连还有一条线，通过日本商社可以弄到一批日制步枪。但需要时间，至少半个月。”
“半个月太久了！”一个一直沉默的中年人开口，他是同盟会的老会员，大家都叫他“老谭”，“滦州等不了那么久。况且现在风紧，张扒皮已经盯上你了，你这个时候动作，太危险。”
“顾不了那么多了。”沈砚之站起身，“老谭，你明天一早动身去大连，找三井洋行的山本先生，提我的名字，他知道该怎么办。胡子，你带几个人去老龙头火车站，明晚有一批‘特殊货物’到，务必安全接回来。阿文，”他看向眼镜青年，“你负责清理我们在天津的所有联络点，该撤的撤，该毁的毁，不能给官府留下任何线索。”
“沈先生，那你呢？”老谭担忧地问。
“我留在天津。”沈砚之望向窗外沉沉的夜色，“总得有人稳住阵脚。况且，张扒皮那里，还需要我去应付。”
众人还想再劝，沈砚之抬手制止：“不必多说。记住，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关系到成百上千同志的身家性命。谨慎，再谨慎。”
离开小院时，已是子夜时分。天空飘起了细雪，落在青石板路上，很快化成了水渍。沈砚之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脑海中反复推演着接下来的每一步。
转过一个街角时，他突然停住脚步。
前方的路灯下，站着两个穿黑色棉袍的人，正朝他这个方向张望。虽然打扮普通，但那站姿、那眼神，分明是吃公门饭的。
沈砚之面不改色，继续向前走，在与两人擦肩而过时，甚至还点头致意。他能感觉到那两道目光如芒在背，一直跟着他走出很远。
回到沈宅，他没有惊动任何人，悄悄回到书房。从暗格里取出一把德国造毛瑟手枪，检查了弹匣，又放回去。然后铺开纸笔，开始写信。
“吾妻婉如见字：津门岁寒，望自珍重。生意之事，我已安排妥当，若有变故，可寻保定分号王掌柜。家中老幼，托付于你。勿念。夫砚之手书。”
写罢，他将信折好，塞进一个普通信封，混入一叠往来商函之中。这是他给自己留的后路——万一出事，这封信会被当作普通家书寄出，妻子看到，自会明白其中深意。
窗外传来更夫打更的声音——寅时三刻，天快亮了。
沈砚之吹灭蜡烛，和衣躺在榻上，却毫无睡意。父亲的遗言、同志们的脸庞、张师爷阴鸷的笑容、路灯下那两个暗探的身影……在脑海中交织翻腾。
他知道，风暴就要来了。而这一次，他将站在风暴的最中央。
天色微明时，沈砚之终于合眼。梦中，他又回到了十岁那年的山海关，父亲牵着他的手站在雄浑的城楼上，指着远处苍茫的燕山说：“砚之你看，这关山万里，终有一天，会响起新的风雷。”
那时他不明白父亲话中的深意。现在，他懂了。
（第五十九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