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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4章抑郁而终(第1/2页)
元丰八年（1085年）的正月，开封城笼罩在一片肃杀的寒冬之中。
凛冽的北风卷着碎雪，从黄河故道一路呼啸而来，穿过朱雀门宽阔的甬道，沿着御街两侧的槐树枯枝发出呜咽般的哀鸣。汴河结了薄冰，往日里千帆竞发的繁华景象早已不见踪影，只有几艘官船瑟缩在码头边，船夫们裹着破旧的棉袄，在船舱里瑟瑟发抖。街市上的店铺早早关了门板，偶有行人匆匆走过，也是缩颈低头，仿佛这寒冬不仅冻结了河水，更冻结了整座城池的生气。
而大宋的朝堂之上，却正经历着一场比严冬更刺骨的政治地震。
这一年的开端，并没有带来万象更新的喜悦，反而敲响了帝国最高权力的丧钟。年仅三十八岁的宋神宗赵顼，这位曾经意气风发、誓要扭转乾坤的年轻帝王，此刻正躺在福宁殿的龙床上，形销骨立，气息奄奄。
福宁殿内，龙涎香早已燃尽，只剩下几盏昏黄的羊角灯在穿堂风中摇曳不定，将殿内的人影拉得忽长忽短。御医们跪伏在屏风之外，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却无人敢出声。宫女内侍们蹑手蹑脚地走动，连呼吸都刻意放轻，生怕惊扰了龙床上那个曾经威严赫赫、如今却脆弱如风中残烛的身影。
赵顼微微睁着眼，目光涣散地望着帐顶的蟠龙纹饰。那金龙张牙舞爪，祥云缭绕，曾是何等的气象万千，此刻在他眼中却模糊成一片昏黄的光晕。他想抬起手，却发现手臂沉重如铅，连动一动手指的力气都已耗尽。胸口像是压着一块巨石，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痰液翻涌的嘶嘶声，仿佛下一口气就再也接不上来。
导致这位壮年天子迅速垮塌的，并非单纯的生理疾患，而是精神支柱的彻底崩塌。
回首过往几年，灵州之败的阴霾尚未散去。那是元丰四年的深秋，他倾注了几乎全部心血的五路伐夏大军，在灵州城下遭遇溃败。西夏人掘开黄河七级渠水，滔天洪水裹挟着泥沙席卷而来，宋军粮草尽没，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当败报传入宫中时，他呆呆地坐在崇政殿的御座上，手中的朱笔“啪“地一声断成两截。那一夜，福宁殿的灯火彻夜未熄，内侍们隐约听见殿内传来压抑的呜咽，如受伤的野兽在暗夜中哀嚎。
而永乐城之役的惨状，又如利刃般剜心。
元丰五年的九月，徐禧那个书生意气的狂徒，不听老将种谔的劝阻，执意要在横山之巅筑城。他赵顼何尝不知此举凶险？可他太渴望一场胜利了，太需要向天下人、向那些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向他自己证明——他是对的，新法是对的，大宋可以强兵，可以拓边，可以洗刷百年之耻！他默许了，甚至暗暗期待着。然而，西夏铁骑如潮水般涌来，将永乐城围得水泄不通。城中无水，掘井不及泉，二十余万将士与民夫在绝望中挣扎。报捷的烽火变成了求救的狼烟，一封封血书从城中传出，最后连信使都冲不出重围了。
当最终的噩耗传来——城破，徐禧死，二十余万生灵涂炭——他正用午膳。那碗银耳莲子羹还冒着热气，他端起瓷碗的手却僵在半空。良久，瓷碗从他手中滑落，碎裂声清脆刺耳，羹汤溅湿了龙袍。他一动不动地坐着，面色惨白如纸，嘴角却忽然扯出一个古怪的笑容，似哭似笑，吓得身旁的内侍总管扑通跪地，连连叩头。
那一战，不仅仅是折损了二十余万将士与民夫的肉体，更是将神宗皇帝毕生心血——那通过变法积攒下来的国库财富、训练出的西北精锐，以及那个“灭夏取幽“的宏大战略蓝图，一同埋葬在了冰冷的黄土之中。
他仿佛能看见那些年轻的士卒，他们或许是青苗法贷了款才得以娶妻生子的农家子弟，或许是保甲法训练出的弓弩手，或许正是他赵顼亲手缔造的这支“新军“中的一员。他们曾对他感恩戴德，曾对朝廷忠心耿耿，却在横山的荒原上渴死、饿死、被西夏人的箭矢射死。他们的血渗入黄土，他们的白骨曝于荒野，而他们的皇帝，坐在九重宫阙之中，连为他们收尸都做不到。
连年的殚精竭虑、朝堂上新旧党争的无尽撕扯、边关战报传来的接连重创，如同三座大山压在神宗心头。
他想起熙宁三年的春天，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他独自在迩英殿坐到天明。窗外春雨淅沥，他却在想：难道朕错了吗？难道祖宗之法真的不可变吗？可每年输给辽夏的二十五万岁币，如同一根刺扎在他心头。太祖太宗打下的江山，到了他这一代，竟要花钱买和平？他不甘心，他死也不甘心！
他想起熙宁七年的大旱，郑侠绘《流民图》，禁门之外哭声震天。太皇太后曹氏将他召至榻前，老泪纵横：“安石乱天下，奈何？“他跪在床前，心如刀绞。一边是祖宗家法、天下舆情，一边是富国强兵的毕生之志。他妥协了，让王安石出知江宁府，可心底那团火从未熄灭。
他想起元丰三年的改制，他亲自审定《元丰寄禄格》，将唐以来的散官阶彻底翻新，试图建立一个运转高效的朝廷。那是他最得意的时刻，仿佛整个帝国都在他的掌心重新排列组合，焕发出新的生机。
可如今，这一切都成了镜花水月。
当“拓边灭夏、收复河陇“的毕生宏愿在现实面前化为泡影，这位帝王的精神世界便如沙堡般迅速瓦解。他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闭上眼睛就是永乐城的烽烟、灵州城的洪水、那些将士们绝望的面孔。他变得暴躁易怒，动辄呵斥内侍，可吼完之后又陷入更深的空虚。他开始频繁地呕血，御医说是肝郁化火、耗伤心脾，他知道，那是心火，是烧了他十八年的那团理想之火，终于反噬自身，将他的五脏六腑焚烧殆尽。
旧疾迸发，病情急转直下，曾经那个在朝会上目光如炬的皇帝，如今已难以视朝，帝国的中枢机器，随着帝王的昏迷与虚弱，陷入了令人窒息的停滞。
崇政殿的朝会已经停了半月有余，奏章堆积如山，却无人敢擅自批红。宰相王珪每日入宫问安，带回的总是“圣躬违和，需静养“的模糊答复。六部九卿的官员们站在宫门外，望着紧闭的宫门窃窃私语。汴京的街头巷尾，各种流言如野草般疯长——有人说皇帝已经驾崩，只是秘不发丧；有人说雍王赵颢蠢蠢欲动，准备夺嫡；更有人说，北边辽国的探马已经增派了三成，只等大宋内乱便挥师南下。
皇帝病危，储位未定，这是封建王朝最危险的时刻。
翻开青史，这样的时刻总是伴随着血雨腥风。秦之沙丘，赵高矫诏，扶苏自刎，胡亥登基，三年而秦亡；汉之昭帝，霍光辅政，燕王旦觊觎，上官桀谋反，长安城中刀光剑影；唐之玄武门，太宗弑兄，千古一帝亦难逃手足相残的污名。五代更不必说，五十三年间五易朝代，八姓十四帝，哪一个不是在“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丛林法则中登上宝座，又在这一法则中被后来者推翻？
大宋虽以“重文轻武“立国，可赵氏皇族的龙椅，又何尝不是从柴氏孤儿寡母手中夺来？太祖杯酒释兵权，不过是将武人的威胁转化为文臣的党争，可党争之烈，又岂逊于刀兵之祸？
朝野上下人心浮动，流言四起，文武百官皆知，若此时不确立国本，大宋极有可能重蹈五代乱世“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覆辙。
以首相王珪为首的宰辅重臣，深知此乃社稷安危的关键。
王珪这年已六十有八，须发皆白，却不敢有丝毫懈怠。他想起自己熙宁三年拜参知政事，至今已在相位上坐了十余年，人称“三旨相公“——上殿进呈曰“取圣旨“，皇帝裁决后曰“领圣旨“，退谕禀事者曰“已得圣旨“。世人讥他只会传旨，无甚建树，可谁又知道，在这新旧两党之间走钢丝，需要何等的小心翼翼？神宗在时，他尚可借力打力，维持平衡；神宗若去，这朝堂之上，谁还能镇得住场子？
他召集蔡确、章惇、张璪等人，在政事堂密议至深夜。烛泪堆叠，映着一张张凝重如铁的面孔。蔡确主张立雍王赵颢，理由是“国赖长君“；章惇拍案而起，厉声道：“此非人臣所宜言！“张璪左右观望，不敢置喙。王珪沉默良久，最终一锤定音：“当立皇太子，此祖宗法度，不可违也。“
他们一次次入宫叩请，跪在寝殿之外，恳请神宗顺应人心，早定储君。
福宁殿外的青砖地上，王珪带着宰执们跪了整整三个时辰。腊月的寒风如刀割面，老宰相的膝盖早已麻木，却不敢挪动分毫。殿内传来阵阵剧烈的咳嗽，每一声都像重锤敲在众人心头。王珪俯首叩地，朗声道：“陛下，国不可一日无君，亦不可一日无储。今太子未立，天下汹汹，望陛下以社稷为重，早定大计！“
他的声音在空旷的殿宇间回荡，良久，殿内传来一个微弱却清晰的声音：“准……奏……“
此时的神宗，久病缠身，心神憔悴，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属于他的时代即将落幕。
他躺在龙床上，听着殿外群臣的叩请，嘴角浮起一丝苦涩的笑。多么讽刺啊，他赵顼一生要强，二十岁登基便敢与整个士大夫阶层为敌，力排众议推行新法；三十岁便敢对西夏用兵，梦想着收复河陇、直捣兴庆。他何曾向谁低过头？何曾向谁服过软？
可如今，他只能躺在这里，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任由臣子们决定他的身后事。他想起父亲英宗，那个在濮议之争中被群臣逼得狼狈不堪的皇帝；想起祖父仁宗，那个被包拯喷了一脸唾沫星子却只能苦笑的“仁君“。赵家的皇帝，表面上九五之尊，实际上不过是士大夫们共同推举的“盟主“，一旦违背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默契，便会被群起而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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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何尝不是如此？王安石的罢相，新法的屡遭阻挠，用兵西夏的半途而废，哪一件不是文官集团掣肘的结果？他以为自己可以超越列祖列宗，做一个真正乾纲独断的圣君，到头来却发现，他不过是这架庞大官僚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纵然是最高贵的那一颗，也终究要被机器的运转所磨损、所抛弃。
回望一生，励精图治却难破积弊，锐意革新却壮志难酬，万般无奈与悲凉涌上心头。
他想起熙宁元年，他第一次召见王安石。那个身材瘦削、目光如电的中年人，在延和殿中侃侃而谈，“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三句话如惊雷般震醒了他沉睡的热血。他当即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变法就此拉开帷幕。
他想起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一项项新法如春雨般洒向大宋的田野市井。他亲自审定每一条法令，批阅每一份奏报，甚至在宫中设立“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教习保甲司“，亲自过问保甲法的推行。那几年，他每日只睡四个时辰，其余时间全部用在治国理政上，年轻的面庞迅速消瘦，两鬓过早地染上了霜色。
他想起熙宁五年的保甲法，他力排众议，将农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农闲时练兵，战时编入军队。他梦想着，终有一天，大宋可以拥有一支不逊于府兵、更胜于募兵的国民武装，再也不用耗费巨资养那些骄惰的厢军禁军。
他想起熙宁七年的免役法，将原来按户等轮差服役的制度改为由官府雇人服役，民户按户等缴纳免役钱。这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却遭到了士大夫阶层的疯狂反扑——因为他们正是轮差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子弟可以凭借特权免除徭役，而免役法却要求他们与普通百姓一样出钱。司马光连上五疏，痛陈免役法之弊；苏轼在诗文中间或讥讽，最终被卷入乌台诗案。
面对群臣的泣血劝谏，这位一生要强的帝王，最终只能无奈地点头应允。
不是允诺他们的政治诉求，而是允诺自己的宿命。他知道，无论立谁为太子，这大宋的江山终究要传下去；他知道，高太后垂帘，保守派复起，新法大概率会被废罢；他知道，他十八年的心血，很可能在他死后被付之一炬。可他还能怎样呢？他连抬起手都困难，连说一句完整的话都要喘息良久，他拿什么去抗争？
依照宗法，神宗第六子、年仅九岁的赵佣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更名赵煦。
那是一个雪后初晴的早晨，福宁殿外白茫茫一片，阳光照在雪地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赵佣被乳母牵着，小小的身影在巨大的宫门衬托下显得格外单薄。他穿着崭新的杏黄色太子袍服，头戴金缕冠，却还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当被引导着向龙床上的父皇叩头时，他天真地问道：“父皇何时能陪孩儿放风筝？“
满殿寂静，落针可闻。神宗的眼角滑下一滴浊泪，渗入枕边的锦缎，洇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他想说些什么，喉咙里却只发出含糊的咕噜声。最终，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目光中满是歉疚与不舍。
然而，幼主临朝，如何驾驭这艘历经风波的巨轮？
这个问题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知情者心头。九岁的孩童，连《论语》都未读完，如何理政？如何制衡群臣？如何面对辽夏的虎视眈眈？大宋开国以来，并非没有幼主登基的先例——仁宗即位时年仅十三，由刘太后垂帘听政十二年，开创了“仁宗盛治“的前奏。可刘太后是何等人物？那是从宫女一步步走到皇后之位的铁腕女子，有政治手腕，有用人之明，更有镇住群臣的威严。而如今的高太后，虽同样出身名门，却素来以“女中尧舜“自诩，崇尚俭朴，厌恶奢华，更厌恶——新法。
为了稳住风雨飘摇的政局，神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做出了人事安排：朝堂军国重务、天下大小政事，暂由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全权裁决。
这道遗诏，是他最后的政治算计，也是最后的无奈妥协。高太后是英宗的皇后，他的嫡母，在宗法上地位尊崇；高太后出身将门，曾祖高琼是太宗朝名将，家族在军中颇有根基；更重要的是，高太后坚决反对新法，她的垂帘，意味着保守派势力的全面回归，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平息朝堂纷争，稳定人心。
可这也意味着，他十八年的变法，将被彻底否定。他想起王安石，那个已经被贬谪到江宁、在钟山脚下的半山坡上筑室隐居的老臣。去年有密报传来，说王安石听到永乐城之败的消息后，彻夜不眠，绕室彷徨，次日对客长叹：“公非行者，而使之行，吾不知其可也。“——他不是在批评徐禧，他是在批评他赵顼啊！批评他用人不当，批评他操之过急，批评他毁了这场变法。
如今，他又要亲手把变法最后的火种掐灭，交给那个最恨新法的人去处置。这是何等的讽刺，何等的悲哀！
这不仅是对权力的交接，更是对保守派势力的一次妥协与安抚。
神宗的一生，是燃烧的一生。
他生于庆历八年，那时仁宗还在位，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刚刚失败，朝堂之上弥漫着因循守旧的气息。他幼年便被过继给仁宗为嗣，在宫中长大，见惯了文官们的党同伐异，见惯了边疆的烽火连年，见惯了百姓在苛捐杂税下的哀鸿遍野。他问过老师：“为何汉唐能开疆拓土，而大宋只能纳币求和？“老师支吾其词，他却在心中暗暗发誓：若有朝一日身登大宝，必当洗刷此耻！
他二十岁登基，接手的是一个“积贫积弱“、每年需向辽夏缴纳岁币以买和平的尴尬王朝。
治平四年正月，英宗驾崩，他赵顼在柩前即位。登基大典的礼炮声犹在耳畔，辽国的贺使便已抵达汴京——名为贺新君登基，实为催缴岁币。那使臣傲慢的态度，那“南朝“的称呼，像一记耳光抽在他年轻的脸上。他强忍怒火，在紫宸殿设宴款待，席间却食不知味。回到福宁殿，他对着太祖太宗的画像长跪不起，泪流满面：“子孙不肖，使祖宗蒙羞，臣罪当诛！“
他痛心疾首，立志要洗刷数世边耻，再造盛世宏图。
为了这个理想，他不畏人言，不惧祖制，将身家性命与帝国未来全部押在了王安石的变法之上。
熙宁二年二月，他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总机关。消息传出，朝野大哗。御史中丞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他勃然大怒，将吕诲贬出京城。参知政事唐介与他争辩，气得当场发病而死。他不为所动，他知道，变法非铁腕不可行，非流血不可成。
熙宁变法、元丰改制，他苦心经营了整整十八个春秋。
这十八年里，他如同一个不知疲倦的匠人，试图修补这座千疮百孔的大厦。均输法平抑物价，青苗法抑制兼并，农田水利法开垦荒地，免役法减轻徭役，市易法打击垄断，方田均税法清丈田亩——他试图用“理财“来充盈国库；保甲法训练民兵，保马法蓄养战马，将兵法改革军制，军器监改良兵器——他试图用“整军“来强固边防；改革科举，整顿太学，编纂《三经新义》——他试图用“育才“来为变法储备人才。
元丰年间，他又亲自主持官制改革，仿照《唐六典》厘定职官，废除使职差遣，恢复三省六部的正规体制。这是他政治成熟的标志，他不再完全依赖王安石，而是试图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运转高效的行政体系。
他试图用“理财“来充盈国库，用“整军“来强固边防，用“改制“来集中皇权。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却并非总是顺着理想者的轨迹。
他太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太高估了帝国的承受力，也太低估了保守派的反弹。新法在执行中走了样——青苗法变成了强制摊派，保甲法变成了扰民工具，市易法变成了官府与民争利。他派去地方的提点刑狱、提举常平，有多少是真心为国，又有多少是借新法之名行聚敛之实？他不得而知，或者说，他不愿深究。他太需要钱了，需要钱养兵，需要钱打仗，需要钱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
变法触动了太多既得利益者的蛋糕，新旧党争撕裂了朝堂。
士大夫阶层，这个大宋立国的根基，被他硬生生劈成了两半。一边是王安石、吕惠卿、章惇、蔡确等新党，主张变法图强；一边是司马光、文彦博、富弼、苏轼等旧党，主张守成维稳。两党之争，从最初的政见分歧，演变为意气之争、权力之争、生死之争。他试图调和，却越调越裂；他试图压制，却越压越反弹。
将帅失和贻误了战机，加之天灾人祸不断，这位帝王的强国梦最终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五路伐夏，本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灭国之战，却因将帅不和、配合失当而功败垂成。种谔与李宪争功，高遵裕与刘昌祚掣肘，各路大军或进或退，如同一盘散沙。灵州之败，永乐城之溃，不是宋军不能战，而是将帅不能和——而这将帅失和的根源，又何尝不是他赵顼用人多疑、急于建功所致？
当毕生追求的强国理想彻底破灭，满腔抱负化为泡影，这位一生为国操劳的帝王，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到了人生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