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7章李渊为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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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17章李渊为政（一）(第1/2页)
    李渊在位时期，共任用了十二位宰相，其人选构成深刻反映了唐初政权的权力结构与社会基础。除皇子李世民、李元吉外，裴寂、萧瑀、窦威、窦抗、杨恭仁、宇文士及、刘文静等七人出身关陇贵族集团。这一集团自西魏、北周以来便是政治核心，胡汉杂糅，尚武善战，缔造了隋唐两朝。值得注意的是，除刘文静以军功起家外，其余诸人皆出身显贵家庭，世代簪缨，门第清华。而窦威、窦抗为太穆皇后从父兄弟，萧瑀为隋炀帝萧皇后之弟，宇文士及为隋驸马、许国公宇文述之子，三人皆为隋唐皇亲，与皇室血脉相连。封伦（封德彝）出自渤海封氏，为山东士族代表；陈叔达为陈宣帝之子，江南贵族之冠冕；裴矩历仕北齐、北周、隋三朝，为齐隋旧臣，精通西域事务。
    在这些宰相中，关陇贵族占据绝对多数，达七人之多，说明关陇贵族在唐初政权中仍处于核心地位，李渊建国主要依靠的是这一集团的支持。然而细究其任事之实，长期担任宰相、真正执掌政务者却是裴寂、萧瑀、封伦和陈叔达四人。裴寂为李渊太原起兵的核心谋士，素被亲待；萧瑀耿直敢言，负有时望；封伦“多揣摩之才“，善于应变；陈叔达“明辩有才学“，谙熟典章。这一人事安排说明在实际政务的处理上，山东士族和江南贵族还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此现象之成因，在于关陇贵族集团本身成员即不多，加以尚武之风炽盛，长于骑射征战，能够经世治国、娴熟文翰者更少。李渊欲建立稳固的中央政权，必然要吸收其他地域、其他集团的人员来参加统治。由于李渊和唐初统治核心深具门阀观念，重视门第血统，吸收同样具有贵族门阀身份的江南贵族和山东士族就成为很自然的选择，而非寒门庶族。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王朝，百废待兴，需要建立一整套典章制度，还需要迅速安定山东和江南两大战略区域。因此，在隋朝就参加过中央政府工作、熟悉政务运作的山东士族封伦、江南贵族陈叔达，以及具有江南贵族和关陇贵族双重身份（其妻为独孤氏）的萧瑀就成为最为合适的人选。这一用人策略既维护了关陇集团的核心利益，又兼顾了其他地域势力的参与，体现了李渊政治平衡的高明手腕。
    李渊称帝后，鉴于北周、隋季忠臣不敢进谏、暴君独断专行而致国破家亡的历史教训，下诏求取直言，较为虚心地接纳统治阶层内部之合理劝谏，力图塑造开明君主的形象。他将在自己即位后最先直言进谏的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连升九级，由一县小吏破格提拔为朝廷的治书侍御史，从八品小官一跃而为从五品要职，以昭示群臣自己纳谏之诚，激励天下直言之风。孙伏伽此后多次进谏，论及三事：其一谏李渊不要因畋猎而废国务，其二谏不要以歌舞教习贻误太子学业，其三谏慎选官员，勿使不肖之徒滥竽充数，李渊皆嘉纳之。
    对在隋代即有清名、负责教导太子李建成的名臣李纲，李渊也颇为敬重。李纲耿直不阿，在隋代即因直言忤旨而屡遭贬斥，入唐后任太子詹事，悉心辅导李建成。李建成渐事奢纵，李纲频加谏诤，言辞激切，李渊不仅不怪罪，反而对其直言多有采纳，称“李纲之言，药石也“。这些事例都能反映出李渊“虚心尽下，冀闻嘉言“的诚意和决心，展现了开国君主应有的政治胸襟。
    然而，李渊的纳谏亦有明显的局限与反复。武德二年（619年），他听信宰相裴寂谗言，以“谋反“罪名杀死开国重臣刘文静。刘文静与裴寂本为太原起兵的核心谋士，二人齐名，但刘文静自恃才高，轻视裴寂，二人矛盾日深。刘文静酒后怨言，被妾告发，李渊不顾李世民等人力救，执意诛之。此举不仅使唐朝失去一位能臣，更开了滥杀功臣的恶例，时人冤之。此外，李渊杀死投降军阀薛仁杲、萧铣、窦建德等人的行为，虽出于政治考量，亦受到了后世的批评。尤其是窦建德之死，直接导致河北复叛，刘黑闼起兵，祸延数年，可见滥杀降将政策之失当。
    李渊身为隋朝的旧臣，深为赏识隋代宗臣中的一些才能卓越者。他本人在隋代历任要职，熟悉隋朝官僚体系之运作，深知其中人才济济。因此在开国之后，他大力提拔任用这些隋朝的宗亲及旧臣，招抚了许多隋朝降将，体现了“用人不疑，唯才是举“的务实态度。
    如裴矩历仕北齐、北周、隋三朝，精通西域事务，撰有《西域图记》，李渊仍委以重任，使其继续主持西域事务；宇文士及为隋室驸马，入唐后历任中书令、殿中监等职，备见亲待；封德彝“明练吏职，甚有能名“，在隋代即以干练著称，入唐后更是“揣摩上旨“，深得李渊信任。这些人在新朝各显其能，各尽其用，使唐朝的政局在开国不久便大有起色，典章制度迅速完善，行政效率显著提高。李渊这一“旧臣新用“的策略，既保证了政权的平稳过渡，又充分利用了现有人才资源，减少了开国初期的政治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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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建立之后，李渊深刻认识到曹魏以来“九品中正制“以门第取士的弊端。此一制度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堵塞了寒素人才的进身之路，加剧了社会矛盾，亦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为广招人才、扩大统治基础、缓和社会矛盾，李渊毅然沿袭了隋朝创设的科举制度，并有所发展完善。
    武德四年（621年），根据李渊颁布的敕令，唐朝开始设置明经、秀才、俊士、进士诸科的选士制度，这成为唐朝正式开始科举取士的标志。明经科主要考试经义，以记诵为主；秀才科考试方略策，标准甚高，不久即废；俊士科为州县贡举之士；进士科考试诗赋、时务策，最为时人所重。诸科之中，进士科逐渐脱颖而出，成为士人竞逐的华选，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谚。
    李渊还于武德年间开创了制举。制举又称制科、特科，是由皇帝亲自下诏、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以选拔特殊人才，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等科。制举不常设，考试科目随时而定，录取人数亦不多，但及第者往往获得美官，成为科举制度的重要补充。
    与其他各科相比，武德一朝创立人才选拔制度对儒学人才更为重视。李渊下诏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并广召天下儒士，敷陈经义，使儒学成为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在科举取士之外，李渊还采用了汉魏六朝以来的荐举制，作为对前者的补充。地方长官可向朝廷推荐人才，经考核后授官，这一制度在科举尚未完全定型之际，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自武德之后，以科举为主、辅之以荐举、制举等其他方式的人才选拔制度完全确立，成为唐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特征，一直延续至清末。
    在律法方面，李渊于太原起兵之时就曾颁布有宽大之令，宣称“义旗之旨，在救苍生“，从而使得那些先前苦于隋朝苛政的百姓闻之，竞相前来归附。攻占长安之后，李渊更是对唐军约法十二条，明确规定“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其余隋代烦苛之法一并蠲除，示天下以宽大。
    登基后，李渊于武德元年（618年）大赦天下，减轻刑罚，释放囚犯。在此后的执政期间，他更是遇事便行大赦，即位八年，大赦凡九次，对百姓务从宽宥，力图洗刷隋代严刑峻法的暴政形象。
    隋朝时曾相继制定《开皇律》和《大业律》，前者以“刑网简要，疏而不失“著称，后者则因隋炀帝“更立严刑“，“轻罪重罚“而声名狼藉。李渊对于隋律的改革实持每况愈下之见，认为《大业律》背离了《开皇律》的优良立法传统。因此，他在登基之后命裴寂、刘文静等“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削大业所由烦峻之法“，明确以宽简作为其立法定律的指导思想。
    其后，又令裴寂与尚书右仆射萧瑀等撰定律令，其“大略以开皇为准“，参以唐初实际情况，加以调整。至武德七年（624年）五月，颁布《颁定科律诏》，将新修科律颁行天下，是为《武德律》。《武德律》修订的原则是“斟酌繁省，取合时宜，矫正差违，务从体要“，即删繁就简，适应时代需要，纠正偏差，抓住根本。虽然其篇目“一准隋开皇之律，刑名之制又亦略同“，共十二篇五百条，但《武德律》选定《开皇律》作为唐律修订的蓝本，而非《大业律》，这一选择本身就具有深远的立法指导意义。
    《武德律》以律、令、格、式等部分构成了唐代完整的法典体系：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四者相辅相成，共同维护国家秩序。这一体系不仅为后来的《贞观律》《永徽律》《显庆律》《垂拱律》《开元律》等的修撰提供了至为重要的基础，奠定了中华法系的基本格局，并对后世和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东亚法制的共同渊源。
    综上所述，李渊在位期间，在宰相任用、纳谏刑赏、拔擢隋臣、科举取士、律法建设等方面均有所建树，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其统治政策体现了开国君主的务实与灵活，虽有滥杀功臣之失，但总体而言，唐高祖李渊不失为一位有为之主，其历史功绩值得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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