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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98章美国政商界最开始的反应(第1/2页)
二月十八日中午，东京城内的枪声已经基本停了。零星的、最后几起自杀式冲锋被压了下去，零星的、最后几声自尽的枪响也停了。
联军的前沿部队开始进入市区，逐街逐巷地接受日军投降。
投降的日军排着队从掩体和废墟里走出来，把武器架在路边，然后坐在空地上等收容。
日共的工作组跟着联军进入市区，开始登记俘虏、清点武器、安抚平民。东京的街道上第一次出现了不穿军装的人——那些从巷子里、从废墟里、从地下室里走出来的老百姓。
他们站在路边，看着联军士兵列队走过，看着日共的工作员在墙上贴布告，看着红旗在政府大楼的屋顶上升起来。
没有人说话。
没有人欢呼。
也没有人哭。
他们只是站着，看着。
像是过了很久，又像是刚刚开始。
华盛顿。
一九三八年秋至一九三九年冬。
俄亥俄河的大洪水是一道分水岭。
洪水退去之后，美共东线的攻势彻底停了下来。
从一九三八年八月到一九三九二月，整整半年，美共东线部队几乎没有发动过任何大规模进攻。
他们忙着救灾，忙着修路，忙着把被洪水冲垮的补给线重新接起来，忙着在占领区里建立新的无产阶级地方政权。
联邦政府这边看到了喘息的机会。
巴顿在给罗斯福的密报里写——“敌军攻势已疲，我军可借此时机整补。
若能稳住现有防线，待国际形势变化，未必没有转机。”
这个判断传到华盛顿的政商圈子里之后，变成了一种更乐观的东西。
华尔街的经纪人们开始重新讨论“战后重建”的概念，虽然战争还没结束，但他们已经在盘算哪些行业会在“和平”之后最先复苏。
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里，小麦和玉米的价格率先在资本家们的炒作下稳住了，因为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农场主们听说“仗快打完了”，开始重新种地。
一些地方的民用工厂虽然转了军工还在造军火，但已经有经理人在私下里跟股东说——“等停火了，民用车的生产线一开，利润能翻三倍。”
而宴会在华盛顿和纽约重新多了起来。
不是战时那种简朴的招待会，是真正的宴会——水晶吊灯，银质餐具，侍者端着香槟在人群中穿行。
宴会上的话题从“德军打到哪儿了”变成了“联军什么时候打不动了”。
有一个华尔街的银行家在纽约的一次私人聚会上说了一句话，被《纽约时报》的记者听到了，登在了第二天的报纸上——“日本人牵制了德国人。这一点我们以前低估了。
只要日本还在打，德国就不可能把全部力量压到我们身上。
时间在我们这边。”
这句话被美国的主流媒体进行了广泛引用。
国会的议员们在演讲里开始用“我们的东方盟友”来称呼日本——尽管日本从来没有派过一兵一卒到美国战场，尽管日本的海军缩在港里出不来，尽管日本的陆军在九州和本州被打得节节败退。
但这些不重要。
重要的是，日本还在打。
日本在东方拖着德国的后腿。
日本每多撑一天，美国就多一天准备的时间。
至于准备什么，没有人说得太具体。
有人说是准备反攻，有人说是准备谈判，有人说是准备“体面的和平”。
但无论哪种说法，前提都是一样的——日本还在，时间还在。
丘吉尔是最积极的一个。
他住在华盛顿的一家酒店里，每天的活动是演讲、写文章、会见记者。
丘吉尔他的演讲内容千篇一律——英国没有亡，英国还在，英国会回来。
他说日本是“自由世界的东方堡垒”，说美英日三国应该建立新一届的“反共同盟”，说只要坚持到底，“胜利终将属于文明世界”。
丘吉尔的演讲在华盛顿的政界和军界还有一些听众。
有人觉得他过时了，有人觉得他可怜，但也有人觉得他说得对。
不管怎么样，丘吉尔的宴会预约总是满的。
他的酒店套房里每天晚上都有客人，有参议员，有将军，有记者，有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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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喝酒，抽烟，听丘吉尔讲一九一八年的故事，讲凡尔赛和约，讲大英帝国的荣光。
没有人提加拿大，没有人提渥太华，没有人提那个被国际纵队押回伦敦受审的鲍德温首相。
那些事太远了，远得像另一个世界。
可罗斯福没有被这些声音冲昏头脑。
他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看过每一份巴顿的密报，看过每一份胡佛的情报简报，看过每一份来自瑞士渠道的试探记录。
他知道日本在撑，但撑得很勉强。
他知道美共东线停了火，但那是洪水造成的，不是和平造成的。
他知道华盛顿的宴会很热闹，但宴会上的香槟不能当炮弹用。
他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说了一句话——“你们不要听那些银行家和记者的。
他们坐在纽约的办公室里，闻不到前线的硝烟味。
日本人能不能撑到明年春天，我比他们清楚。”
但是罗斯福的这些言论并没有什么用。
一个总统的清醒改变不了公众的情绪。
报纸每天的头版都是“东线趋于稳定”“西线敌军攻势受阻”“美共内部出现分歧”之类的标题。
广播里的评论员在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电影院在放新闻短片，片名叫《美国在等待》，画面是军舰下水，飞机升空，工厂的流水线在转动，旁白说——“我们有时间。
我们有资源。
我们有人力。
最终的胜利属于我们。”
没有人问“最终的胜利”是什么意思。
所有人都觉得那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
就像所有人都觉得日本还能撑很久。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七日，华盛顿的宴会还在继续。
那天晚上，纽约的华尔道夫酒店有一场大型晚宴，主办方是“美国自由联盟”，一个由银行家和工业家组成的反共组织。
晚宴的主题是“自由世界的未来”。
到场的宾客有三百多人，包括十几位参议员、二十几位众议员、几十位企业高管、还有几位穿着军装的将军。
丘吉尔是主宾。
他站在讲台上，举着酒杯，发表了一篇长篇演讲，从罗马帝国讲到不列颠帝国，从拿破仑讲到韦格纳，从一九一八年讲到今天。
他的结束语是——“我们不会输。我们有海洋，有工业，有盟友。
我们有时间。
时间站在我们这边。”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酒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
乐队奏起了《天佑国王》，然后又奏了《星条旗永不落》。
人们笑着，喝着，彼此拍着肩膀，说着“明年这个时候就好了”之类的话。
没有人知道，在他们举杯的时候，东京的皇宫地下掩体里，天皇正在对他的侍从长说“朕没有诏”。
没有人知道，在东京西郊的联军前沿阵地上，陈二柱正趴在泥地里数日军的射击孔。
没有人知道，荒木少佐正在掩体里对部下说“明天去联军阵地接洽投降”。
没有人知道，日本投降的电报已经在路上了。
电报到达华盛顿的时候，华尔道夫酒店的晚宴还没有结束。
霍普金斯接到消息后立刻打电话到酒店找丘吉尔。
丘吉尔从宴会厅出来接电话，听完了霍普金斯的话。
他握着话筒的手僵了几秒钟。然后他慢慢把话筒搁回去，站在走廊里，背靠着墙壁，很久没有动。走廊里很安静，只有宴会厅里的音乐声从门缝里传出来，闷闷的，听不真切。丘吉尔站在走廊里，把手伸进口袋，摸出一根雪茄。
他没有点。
他把雪茄攥在手里，攥得很紧。
然后他转身推开宴会厅的门，走了回去。
宴会厅里的人们还在举杯，还在笑，还在讲“时间站在我们这边”。丘吉尔从他们中间穿过，走到自己的座位前，坐下来。
没有人注意到丘吉尔十分难看的脸色。
宴会还在继续。
泡沫还在膨胀。
但日本已经投降了。
泡沫马上就要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