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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99章冰点(第1/2页)
二月十八日,美国华盛顿。
日本投降的消息是二月十七日深夜传到华盛顿的。
最先知道的是国务院值班室,然后是白宫,然后是五角大楼,然后是各大报纸的夜班编辑。
消息传开的速度比任何人预料的都快。
第二天早上,《纽约时报》的头版标题只有四个词——“日本投降。东京已陷。”
没有评论,没有分析,没有“社论版将另行刊发”的预告。
就是四个词。字体很大,占了整整半个版面。
街角的报童举着报纸在人群里跑,嘴里喊着“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
但没有多少人停下来买。人们从报摊前走过去,步子比平时快,眼睛看着地面。
到了中午,华尔街的反应率先来了。
不是暴跌,是那种更奇怪的东西——一种全盘性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抛售。
股票交易所里,开盘的钟声还没落,卖单就像雪片一样涌进来了。
通用汽车的股价跌了百分之十七,美国钢铁跌了百分之二十一,几家主要银行的股票跌了百分之三十。
没有人知道自己在卖什么,也没有人知道自己在买什么。
所有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把股票换成现金,把现金换成黄金,把黄金揣在口袋里,等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交易所的经纪人们跑来跑去,电话铃声响成一片,没有一个人接得过来。
到了下午三点收盘的时候,道琼斯指数跌了将近四分之一。
这是自一九三三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单日跌幅。
债券市场则更加惨烈。
联邦政府发行的战争债券在几天之内失去了几乎所有的买盘。
以前买战争债券的人——那些在爱国集会上举着支票拍照的银行家、企业家、电影明星——现在不买了。
他们不是没钱,是不敢买了。
这场战争似乎是要结束了。
而且是以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方式结束的。
日本投降了。
德国人赢了。
社会主义阵营从欧洲连到了亚洲。
美国被彻底围了。
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去买一个可能很快就不存在的政府的债券?
美国的物价在三天之内涨了将近四成。
不是慢慢涨的,是跳着涨的。
芝加哥的小麦期货一天之内涨了百分之三十,纽约的咖啡和糖涨了百分之五十。
肉铺的老板们在门口挂出了“今日售罄”的牌子,但柜台下面藏着肉,只卖给出价高的人。
药店里的抗生素和止痛药被抢购一空,不是因为有流行病,是因为人们觉得“接下来可能买不到了”。
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有的人拿着油桶来装,有的人把车停在路边,坐等汽油配给制重新实施。
超市里的罐头和干粮被抢光了,面包店的面粉被抢光了,连五金店里的煤油灯和蜡烛都被抢光了。
整个城市像一台突然失去了平衡的机器,所有的齿轮都在乱转。
媒体的口风变得比风向还快。
前一天还在头版上印着“东线趋于稳定”的报纸,第二天就换上了“东京陷落:自由世界痛失东方堡垒”的标题。
前一天还在广播里说“时间站在我们这边”的评论员,第二天就在节目里用颤抖的声音说“我们必须正视现实”。
前一天还在电影院放《美国在等待》的新闻短片,第二天就撤下来了,换上了一部战前的老片子,讲的是家庭和爱情。
没有解释,没有道歉,没有过渡。
好像那些关于“和平”和“时间”的话从来没有说过一样。
没有人再提“我们的东方盟友”这个词了。
日本变成了“不幸的失败”,变成了“被共产主义吞噬的又一个国家”,变成了“自由世界在太平洋上的溃败”。
那些一个月前还在晚宴上举杯说“日本人牵制了德国人”的银行家们,现在闭口不谈日本。
他们换了话题——换成了一九一八年的德国,换成了西班牙,换成了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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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用这些例子来证明“下一个就是我们”。
恐惧像水银一样从天花板上渗下来,渗进每一个角落。
丘吉尔的酒店套房在三天之内从门庭若市变成了门可罗雀。
第一天的晚宴还有几个人来,第二天就只剩两个记者和一个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英国流亡商人。
第三天,连记者都不来了。
丘吉尔坐在套房的客厅里,面前摆着一瓶没有开封的威士忌和三个干净的酒杯。
他等了一晚上,没有人来。
他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一根雪茄,雪茄已经灭了,他也没发现。
他坐了很久,然后把雪茄放下,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华盛顿的街景,灰蒙蒙的,没有阳光。
他看了很久,然后回到沙发上坐下来,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没有加冰,一口喝完了。
他放下杯子,闭上眼,他没有睡着。他只是闭着眼。
罗斯福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召开了紧急会议。
到会的有霍普金斯、胡佛、巴顿的代表、海军部长、财政部长、国务卿。
会议室里的气氛很沉,没有人开玩笑,没有人说客套话。
罗斯福把日本投降的电报念了一遍,然后把美国当前的经济数据念了一遍——股市跌幅、物价涨幅、债券市场的崩溃、银行的挤兑压力。
他念完之后把文件夹合上,搁在桌面上,扫了一圈在座的人。
“日本投降了。”
他的声音很平,不带任何情绪,
“德国人赢了。下一步,德国人的全部兵力会压到我们身上。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巴顿怎么说?”
巴顿的代表站起来,翻开一份报告:
“巴顿将军的估计是——如果联军把欧洲和亚洲的部队全部调到美洲来,最快六个月,最慢一年,就能发动对东海岸的登陆作战。
我们的海军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都处于劣势,无法阻止他们的运兵船。
我们的空军——制空权正在丧失。
我们的陆军——东线现有兵力约七万人,西线约四万人,加起来十一万。
装备和弹药可以支撑一场中等规模的战役,但如果德国人把他们的装甲师和空降师调过来,我们撑不过三个月。”
罗斯福听完,点了点头。他没有追问。他知道这些数字。他每天都在看这些数字。他把目光转向财政部长:
“金融市场的情况?”
财政部长把一份报告翻开,念了一组数字——银行挤兑规模、国债收益率变化、外汇储备下降速度。
念完之后他补充了一句:
“总统先生,如果这种恐慌持续下去,我们可能撑不到德国人来。金融市场自己就会崩盘。”
罗斯福把双手交叉搁在桌面上,下巴抵着手背。
他沉默了很久。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
窗外的雨还在下,打在玻璃上,一下一下的,不紧不慢。
他闭上眼,然后又睁开。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
“通知国务院——跟瑞士渠道的接触,加快。
告诉他们,我们愿意谈。什么条件都可以谈。
只要能停火,什么都可以谈。”
会议散了。
参会的人陆续走出椭圆形办公室,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罗斯福一个人坐在桌前,面前是那堆报告和电报。
他把日本投降的电报又拿起来看了一遍。
看完之后,他把电报折好,放进抽屉里。
他靠在轮椅上,看着窗外。雨还在下。
华盛顿的街景在雨幕里模糊成一片灰白色的影子。
他看了一会儿,然后闭上眼。他没有睡着。他只是在想一件事——日本投降了。
日本,那个在晚宴上被举杯祝为“东方盟友”的日本,那个在报纸上被称为“自由世界堡垒”的日本,那个在广播里被说成“牵制了德国人”的日本,现在没了。
剩下的只有一片沉默。